• 明朝张居正著名人物介绍

    明朝张居正赋税改革

    中文名:张居正,别名:张叔大、张白圭、张江陵、张太岳,国籍:明朝 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汉族,幼名张白圭。江陵人,时人又称张江陵。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张居正5岁识字,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16岁中举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23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1567年(隆庆元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后,张居正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朱翊钧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张居正在任内阁首辅10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1582年(万历十年)7月9日(六月二十)卒,年五十八,赠上柱国,谥文忠(后均被褫夺),张居正也是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师的大臣。为万历所忌,去世后被抄家,至明熹宗天启二年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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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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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朝张居正赋税改革

    1581年(万历九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最早于1531年(嘉靖十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政策除了为朝廷公室谋利,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甚至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

    1582年(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1567年(隆庆元年)至1579年(万历七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他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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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季梁的哲学思想资料,仅见于《左传 · 桓公六年》所载季梁与随侯关于民神关系的一段对话。针对随侯重神轻民的思想,季梁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里,“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季梁哲学思想的精髓。

    中国进入夏商奴隶社会以后,就逐步出现以上帝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天命神权论,并成为夏商奴隶主阶级的世界观。周人从商人手中夺取政权的同时,把天命神权的世界观也接受了过来,把上帝作为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当时的意识形态,无不由天命神权思想所派生,或与其紧密结合在一起。当时的政治,就是天命神权政治。直至春秋初期,整个社会依然笼罩于浓郁的神论气氛之中。然而,身为随国大夫的季梁却勇敢地冲破神论的氛围,把“神为民主”的传统观念颠倒过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夫民,神之主也”的哲学观点。这里的“主”,当为“主宰”之意。民主宰神的思想是对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权思想的大胆否定,为起于青萍之末的无神论思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哲学史和无神论发展史上都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民为神主”的观点,是对西周以来出现的怨天尤人思想的重大发展。在西周初年,少数比较能正视现实的统治者,如武王、周公等本来对天命有所怀疑,但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对这个神圣的光轮不能不给以修缮和涂抹。到厉幽时代,随着奴隶制的日益衰落,周天子的权威日渐式微。上帝,这个地上王权在天上的投影也日渐退逝它那神秘的光彩。于是,一股“怨天”、“咒神”的思想应运而起。这种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诗经》里。在《大雅 · 荡》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在《小雅 · 雨无正》中,作者诅咒提更凶:“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周。昊天疾威,弗虑弗图。”尽管西周末年人们对天命神权已开始产生怀疑,并敢于对上帝提出质问咒骂,但是人们在神面前还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虽然对神的地位表示不满,却未能动摇神权的主宰地位;他们已朦朦地意识到上帝并非人世吉凶祸福的裁决者,却没有认识到人的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一

    个需要圣哲的时代!和梁作为统治阶层中开明的思想家,踏在人们怨天咒神的浪尖,提出了“民为神主”的观点。他进一步解释道:民是主,神是从;如果民心背离,鬼神要降福也无能为力。所以统治者唯有“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才能“庶免于难”。

    季梁提出民是神的主宰,尚未彻底否定神权的存在,神的幻影并未从他的观念中最终消失。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把他视为中国历史上无神论的先驱。首先,季梁虽然未能摆脱神学的羁绊,但他却将神从主宰地位降到被主宰的地位上;而在他之前,人们只是停留在对天的怨恨与咒骂上。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超过他之前所有讨论民神关系的人。而神权地位在他思想中的骤然坠落,无疑表明他对神权的漠视。其次,有神论的核心是突出天命神权,季梁则针锋相对地强调人的地位,这无异于要把神的地位从人事中排除。这正是区别有神论的重要标志之一,应属于无神论的范畴。

    我们说季梁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无神论的先驱,还在于继他之后而出现的一些无神论者,尤其是战国时期一些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几乎无例外地受到他的启示,并且不同程度地受到他那凝聚着无神论因素的“民为神主”思想的润泽。

    战国时著名兵家尉缭说:“苍苍之天,莫知其极;······ 求已者也。”尉缭强调人事要立于“求已”,而不求之于天,这种思想很可能是受到季梁“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思想的启发。

    荀况是战国时期无神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无神论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是他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论述。他认为:民“最为天下贵也”。这显然是对季梁的“民为神主”思想的发挥。他还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这种肯定人是大自然主宰的思想,是对季梁的民为主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韩非是战国时期又一位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他指出人事的成败、兴亡等皆在于人为。他说:“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神。”这种富贵、贫贱、祸福皆决定于人事的思想,在季梁思想中不难找到原形。季梁认为,如果不以民为主宰,社会“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说韩非受到季梁无神论思想的影响是不为过分的。

    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季梁的“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春秋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在一些发展国家里相继出现了,奴隶制逐渐地走向解体的道路。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引走相应的变化。由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天命神权论,因此,封建生产关系的兴起必将引起神权的动摇。季梁作为统治阶级中的开明思想家,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才敢于对天命神权的主宰在位予以否定。

    在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在大吞小、强凌弱的激烈的兼战争中,统治集团中的一些开明政治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民”的重要性,这也是季梁重民轻神思想赖以产生的重要条件。季梁正是站在前人建筑的桥梁和奠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为神主”这具一有朴素唯物论色彩的哲学的命题。

    详细点击:【春秋战国:季梁】

  • 宋文公国人拥护

    宋文公,子姓,名鲍(一作鲍革),亦称公子鲍或公子鲍革,宋成公之子,宋昭公的弟弟。

    公子鲍为人贤明,对国人以礼相待,当时宋国发生饥荒,公子鲍把粮食全部拿出来施舍。对年纪在七十岁以上的,没有不送东西的,还按时令加送珍贵食品。没有一天不进出六卿的大门。对国内有才能的人,没有不加事奉的;对亲属中从宋桓公以下的子孙,没有不加周济的。公子鲍长得漂亮而且艳丽,公子鲍祖父宋襄公的夫人(周襄王之姐)想和他私通,公子鲍不肯,襄公夫人就帮助他在国人中广施恩惠。宋昭公无道,宋国人都不亲附宋昭公,宋国人由于襄公夫人的关系而拥护公子鲍。

    宋文公继承君位

    宋昭公九年(公元前611年),当时,华元担任右师,公子友担任左师,华耦担任司马、鳞鱹担任司徒,荡意诸担任司城,公子朝担任司寇。当初,司城荡去世,公子寿辞掉司城的官职,请求让荡意诸担任。后来告诉别人说:“国君无道,我的官位接近国君,很怕祸患引到身上。如果丢掉官职不干,家族就无所庇护。儿子,是我的代表,姑且让我晚点死去。这样,虽然丧失儿子,还不致于丧失家族。”不久以后,襄公夫人准备让宋昭公在孟诸(今河南商丘东北)打猎而乘机杀死他。宋昭公得知后,带上全部珍宝出行。荡意诸说:“何不到诸侯那里去?”宋昭公说:“得不到自己的大夫甚至君祖母以及人们的信任,诸侯谁肯接纳我?而且已经做了别人的君主,再做别人的臣下,不如死了好。”鲁昭公把他的珍宝全部赐给左右随行人员,而让他们离去。襄公夫人派人告诉荡意诸离开宋昭公,荡意诸回答说:“做他的臣下,而又逃避他的祸难,怎么能事奉以后的国君呢?”

    宋昭公九年(公元前61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宋昭公准备去孟诸打猎,没有到达,襄公夫人派遣帅甸(《史记》作卫伯)进攻并杀死宋昭公,于是公子鲍继位,是为宋文公。

    宋文公平定叛乱

    宋文公元年(公元前610年)春天,晋国荀林父、卫国孔达、陈国公孙宁、郑国石楚联军攻打宋国,谴责宋国人杀害宋昭公。得知宋文公继位的消息后,便承认宋文公继位的合法性,于是撤兵离去。

    宋文公二年(公元前609年),宋武公、宋穆公、宋戴公、宋庄公、宋桓公的族人带领宋昭公之子,准备拥奉宋文公同母弟司城公子须来发动叛乱,同年十二月,宋文公杀死公子须和宋昭公之子,让宋戴公、宋庄公、宋桓公的族人在司马子伯的宾馆里攻打宋武公族人,于是就把宋武公、宋穆公的族人驱逐出境,派遣公孙师担任司城。公子朝去世,宋文公派乐吕担任司寇,来安定国内的人心。

    宋文公华元被俘

    宋文公四年(公元前606年)春天,郑国公子归生接受楚国命令攻打宋国。宋文公派华元、乐吕带兵抵御。二月初十日,双方在大棘开战,宋军大败。郑军俘虏华元,得到乐吕的尸首,缴获战车四百六十辆,俘虏二百五十人,割下一百名宋军阵亡士兵的耳朵。

    华元准备与郑军开战时,杀羊犒赏士兵,他的车夫羊斟没有吃到羊肉羹汁,所以怨恨华元。等到两军交战,羊斟说:“前天的羊,是你作主;今天的打仗,是我作主。”就驱车冲进郑军军中,因此宋军战败,郑军得以活捉华元。

    宋文公用一百辆战车、四百匹毛色漂亮的良马,从郑国赎回华元。战车和良马还没全部送到郑国,华元就自己逃回了宋国。

    宋文公围曹攻滕

    宋文公五年(公元前605年),宋武公、宋穆公的族人用曹国的军队攻打宋国。同年秋天,宋文公派军队包围曹国,以报复宋武公等族人的叛乱。

    宋文公十一年(公元前600年)冬天,宋文公乘滕国有丧事之机,派兵包围滕国。

    宋文公十二年(公元前599年),滕国人依靠晋国而不事奉宋国。同年六月,宋文公再度派兵进攻滕国。

    宋文公交战楚国

    宋文公十五年(公元前597年)夏天,楚国国君楚庄王因宋国曾救援萧国,于是派兵进攻宋国。

    宋文公十六年(公元前596年),楚国使者经过宋国,宋国与楚国有旧仇,便抓住楚国使者。同年九月,楚庄王围攻宋国。

    宋文公十七年(公元前595年),因楚军包围宋国五个月不解围,宋国都城中没有粮食,岌岌可危,于是宋文公派乐婴齐到晋国求救。晋国国君晋景公本想救援宋国,但采纳大臣伯宗的建议,就停止发兵援救宋国,只是派遣解扬到宋国去,让宋国不要投降楚国。

    宋文公十七年(公元前595年)五月,楚庄王准备撤军,但在申犀、申叔劝阻下楚庄王没有撤军,反而采纳申叔的计策,让人在宋国建房子、种田。宋文公害怕,派华元在夜里进入楚军营见楚将子反,子反告诉楚庄王。楚庄王问:“城中情况怎样?”华元说:“劈开人骨头当柴烧,互相交换子女来烹食。”楚庄王说:“多诚实的话啊!我军也只有两天的军粮。”因为华元的诚实,楚国终于罢兵解围而去。

    宋文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89年)八月,宋文公去世,其子宋共公继位。

    详细点击:【春秋战国:宋文公(春秋时期宋国第二十四任国君)】

  • 邓文仪早年经历

    邓文仪,1905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醴陵,其祖父是摆卖衣服地摊的,父亲是湖南醴陵的一家糖果杂货店的店主。当他还是个小学生时,便深受他的校长王英兆的影响,王是一个保定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使这个年轻的学生一头栽入了游侠剑客和盗匪的传统小说与史诗之中。王先生每星期两晚上要给学生们讲《水浒》的故事,描述和分析书中的人物及其个性,他们的武艺、社会背景和“绿林好汉”的正义行为。于是,在校长的影响下,邓和他的同学们逐渐地把《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平西》、《岳飞传》,及《班超平中亚》等里面的人物视为自己的榜样。

    于是,小业主之子邓文仪,与中国许多受武侠小说吸引的青少年一样,怀着一种浪漫的决心长大——就像毛泽东那样,他决心做一个见义勇为、扶济贫弱、默默无闻、救国救民、任劳任怨、不为财色所动的正人“君子”,一个现代的“游侠”。他读中学时所碰到的经济困难更增强了他的这种决心。那时,他家没钱支付他在校的食宿。邓两次得徒步跋涉60里路回家,乞求父母给钱付费。但无论邓如何痛哭流涕,他母亲最终只能凑起一块钱来,于是他不得不学会赌博来攒够钱供自己上学。这只能加强他对“绿林好汉”们的敬仰和对小说里拜把兄弟“杀富济贫”的尊重。邓由于受到他们的启发,拒绝结婚,而且在中学毕业的前夕,进入程潜在广州的军事学校,“参加了革命”。一入校他便听说了黄埔军校,于是他成功地通过了黄埔学校的入学考试。

    邓文仪军旅生涯

    1925年10月,黄埔军校毕业后邓文仪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3月,他随共产国际代表团回中国,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投靠了蒋介石,并受到重用。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及国民党军队师、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28年—1934年任蒋介石侍从秘书。1931年冬在蒋介石授意下,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成立,他又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1932年后,他积极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剿共”战争,曾主编《“剿匪”文献》。

    1935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在莫斯科工作一段时间后,于同年秋回国述职。12月初,蒋介石命他迅速返回莫斯科,说有要事让他承办,嘱他不可延误。邓文仪奉办的“要事”,就是陈立夫向蒋介石提出的与中共接洽一事。1936年任“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 1938年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兼委员长,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贺衷寒)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任武昌青干训练团上校总教官,1938年调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少将主任兼委员长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4日叙任陆军少将,1941年6月调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政治部中将主任,1944年兼任青年军政治部设计知道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7月调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第一厅中将厅长。

    1946年任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新闻局中将局长,1947年改任国防部政工局局长,旋兼任新闻发言人,期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委。1948年9月22日晋任陆军中将。

    1949年2月,邓文仪在上海发表《和平与战争的发展》的书面谈话,提出所谓四项意见:一、政府要和,二、中共要战,三、北平局部和平成了骗局,四、备战以言和,能战方能和,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

    邓文仪台湾岁月

    1949年底去台湾,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1950年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次年任“革命实践研究院”副主任、代理主任。

    1952年任“行政院内部部”政务次长,负责实施台湾“土地改革”及“地方自治”,1957年后历任“行政院退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防研究院”讲座、“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学院”教授。

    1949年底去台湾,1950年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1951年任革命实践研究院副主任、代理主任,1952年任“行政院内部部”政务次长,1957年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任“国防研究院”讲座,后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学院教授,期间曾被授予世界文化大学文学荣誉博士。

    邓文仪历史会面

    1990年春节,徐向前、聂荣臻两位元帅发表谈话指出:“和平奋斗,统一祖国,是黄埔师生历史使命”,“深切期望海峡两岸和旅居海外师生,焕发爱国、革命精神,同心戮力,为按照一国两制构想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恪尽职责;由于祖国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和党中央领导的关注,终于打破了台湾的“不接触、不来往、不谈判”的三不政策。

    邓文仪先生由台北第一次秘密来到北京,并受到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内历史性的首次接见,此外,邓文仪还亲切会见了昔日的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徐向前元帅以及侯镜如、郑洞国。

    1991年4月10日,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主席,接见了再次回到大陆的邓文仪先生及其所率领的"黄埔四海同心会谒陵访问团",江泽民热诚希望海峡两岸黄埔同学共同努力,为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详细点击:【近代:邓文仪(蒋介石十三太保之一)】

  • 就在楚庄王与赵宣子的争霸刚刚拉开序幕,楚国若敖氏家族就发生火并。当时斗般为令尹,子越椒为司马,蒍贾为工正。子越椒与蒍贾都对斗般不满而勾结在一起。蒍贾诬陷斗般,子越椒为夺得令尹之位,与蒍贾同谋。蒍贾杀死斗般后,子越椒又与蒍贾不睦。

    楚庄王北征,子越椒攻打蒍氏,将蒍贾囚禁杀害,驱除蒍氏,并驻兵蒸野,等待着王师回归。楚庄王大军凯旋,听闻子越椒发动军变,一阵寒颤,派人去打探,得知若敖氏叛军势大。楚庄王以楚国三王(文王、成王、穆王)之子为人质作为与子越椒和谈的条件,以此作为缓兵之计。子越椒已是背水一战,对楚庄王的条件断然拒绝。

    楚庄王只能一战,楚庄王带兵与子越椒的若敖氏家族亲兵与皋浒决战。子越椒自小在军营中长大,英勇善战,带领叛军猛攻楚王军,子越椒向楚庄王连射几箭都差之毫厘,叛军威势大振,楚王军士卒看到子越椒如此骁勇,开始胆怯。

    危急时刻,楚庄王击鼓,下令反攻,养由基(一说是潘党)拉弓搭箭,射死子越椒,若敖氏叛军失去领袖后,瞬间树倒猢狲散,军阵大乱。楚庄王趁势反扑,叛军兵败如山倒。楚庄王乘胜追击,掩杀若敖氏。

    自幼饱受若敖氏家族的欺凌与压制,楚庄王对斗氏与成氏二族算总账,罢免朝中多数亲信,牵连甚广。子越椒之子苗贲皇在父亲被杀后逃亡晋国,箴尹克黄因为其父子文功勋卓著而免遭屠戮,幸存者也难再在跻身政坛高层。

    详细点击:【春秋战国:熊侣】

  • 据说裴度少时贫困潦倒。一天,在路上巧遇一行禅师。大师看了裴度的脸相后,发现裴度嘴角纵纹延伸入口,恐怕有饿死的横祸,因而劝勉裴度要努力修善。裴度依教奉行,日后又遇一行禅师,大师看裴度目光澄澈,脸相完全改变,告诉他以后一定可以贵为宰相。依大师之意,裴度前后脸相有如此不同的变化差别是因为其不断修善、断恶,耕耘心田,相随心转。

    详细点击:【唐朝:裴度】

  • 常言道:得心应手。实际上,心得了,未必应于手;应于手了,亦未必成于笔。要成于笔,还必须知笔之性,纸之质,墨与色的具体性能,知晓各种性能而掌握之,才可以下笔无碍。用笔之道,须知从有碍达无碍。前人论画云,“加一笔太多,缺一笔太少”,八大山人的作品,厉害就在这点,笔笔派用场。他生活在山水之间,能静观静修,同时心怀悲愤,意入苍凉,这都锻炼了他这一去笔,犹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石涛、石溪、浙江都嫌笔墨繁,烦恼多。朱屺瞻偶然也学石涛,却学得不像,用笔流畅不及,石溪太繁,不合吾意。“愈老愈觉”简之不易,难在疏而不漏,恰到好处。陆放翁草书诗:“提笔四顾天地窄,忽然挥扫不自知。”提笔之前,胸有浩然之气,塞乎天地之间。动起笔来竟是笔动朱屺瞻不动。在创作得意时,物朱屺瞻浑忘,其乐融融如也。

    放笔的真意,言笔触之自由无碍,不是一味纵笔之谓。韩文公诗云“盘马弯弓惜不发”,引而不发之笔,正是“放”字中之一法。作画要善变,不要千篇一律。朱屺瞻内心总有此希求。章法有变,用色有变,然而观笔意,仍可于百变中看出自己的面目。笔意是主要特征。线条重要,运笔须用中锋,还要一波三折,才不呆板,关键在有力有势。线条不仅仅勾出平面,最要表现出立体感。线要有“力”,点要出“神”。点可使线活起来。线立其体,点提其神。线难,点尤难。“点”不可多,要适得其所,恰到好处。

    朱屺瞻有时先涂大块色,再勾线条,有时先勾线条,后加色块,有时混合用之。各种技巧都可灵活运用,不必拘于一法。无论山水花卉,最难用“点”。点比线难,点要适得其所,恰到好处,点要有力。中国画中,惟点最难,“画龙点睛”,靠点传神也。点须恰到好处,在一幅画上,多点,少点,点在哪里,都有讲究,运用得当,可以把画的神韵揭出来,抖搂醒目。点不得当,可把一幅好画弄糟。

    详细点击:【近代:朱屺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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