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朱祁镇土木之变

    明朝朱祁镇土木之变

    中文名:朱祁镇,国籍:明朝,民族:汉族

    明英宗睿皇帝朱祁镇(1427—1464),汉族,明宣宗朱瞻基长子,明代宗朱祁钰异母兄,明宪宗朱见深之父。朱祁镇是明朝第六位皇帝(公元1435-1449年,公元1457-1464年两次在位)。第一次,年仅九岁,继位称帝,年号正统。国事全由太皇太后张氏把持,贤臣“三杨”主政。随之,张氏驾崩,三杨去位,宠信太监王振,导致宦官专权。正统14年(公元1449年),土木堡之变,被瓦剌俘虏,其弟郕王朱祁钰登基称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元景泰。瓦剌无奈之下,释放英宗。随即,景泰帝将他软禁于南宫。一锁就是七年。景泰八年(1457年),石亨等人发动夺门之变,英宗复位称帝,改元天顺。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病逝。庙号英宗,谥曰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葬于明十三陵之裕陵。朱祁镇前后在位二十二年,当初宠信王振,后来又宠信曹吉祥、石亨,政治上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是晚年任用李贤,听信纳谏,仁俭爱民,美善很多。还废除了殉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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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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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朝朱祁镇土木之变

    明太祖驱逐鞑虏,定鼎中原。明成祖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驱逐的,防备的,无外乎漠北的蒙古。蒙古逃回漠北,一分为二:瓦剌和鞑靼。瓦剌和鞑靼之间,互相争雄。到了正统年间,瓦剌逐步强大起来,并且时不时就南下侵扰明朝疆域。尤其是瓦剌的实权派——太师也先,经常以朝贡为名,骗取明朝的各种赏赐。因为明朝自诩为天朝上国,对于进贡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会礼尚往来,赏赐颇为丰厚,并且按人头派发。这种情况下,也先不断增加使者数目,最后竟然高达三千余人。

    当时总览朝政的宦官王振对此颇为不满,下令减少赏赐。也先借此为名,挥师南下,直逼大同,威胁北京。

    皇帝朱祁镇时年二十来岁,祖母和一干老臣都已经离世,正是自己一展拳脚的大好时机,看到北方鞑子如此放肆,颇为恼恨。王振借此鼓动皇帝,建议他御驾亲征。朝中大臣劝阻,皇帝不听,一来是效仿他的父亲——明宣宗曾在杨荣的建议下,御驾亲征,打败汉王;二来为了证明自己,何况大明朝国势鼎盛,区区蛮夷,怕他不成?

    当时,朝廷的军队主力都在外地,仓促之间难以集结。于是皇帝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二十万人,号称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为了说服自己的母亲孙太后,他把年仅两岁的皇子朱见深立为皇太子,并让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监国。

    大军出征,谁知天公不作美,大雨连绵。大军到了大同附近,发现尸横遍野,加之后方粮草供应不及,军心动摇。于是,皇帝有心撤军。王振为了顾及皇帝脸面,这个没有出征多久就悻悻然回师,太丢脸,他便建议绕道蔚州。同时,王振老家就在蔚州,要是皇帝跟自己回乡,岂不是比衣锦还乡还来得及吐气扬眉?

    蔚州,距离大同非常近,而瓦剌大军逼近大同,可不是闹着玩的。群臣反对,觉得这样耽误时间,容易发生危险。王振不听,而皇帝体恤王振,便给了他露脸的机会。大军准备开拔,前往蔚州。

    不料王振心血来潮,担心大军过处,踩踏自己家的庄稼,而建议按照原路撤军。等到大军行至怀来附近,辎重反而没有赶上。于是,王振下令原地驻扎等候。

    就在怀来城外的土木堡,瓦剌大军追上明军,将皇帝等人困在土木堡。水源被掐断,陷于死地,军心动荡。于是,当也先假意议和的时候,明军上当。也先趁明军不备,发动总攻,一举歼灭之。皇帝朱祁镇被俘,王振被樊忠杀死,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等大臣战死。历史上称之为”土木堡之变“,或曰土木之变。时为正统十四年(14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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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

    《帝王世纪》记载:“王宁,一号-予王,或曰公孙曼,能率禹之功,夏人报祭之。

    《左传·哀公元年》:(少康)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随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国语》: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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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份电视剧名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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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孔甲继承君位

    姒孔甲,姒姓,名孔甲,是姒不降之子。孔甲性情乖僻,其父姒不降临终前,害怕孔甲治理不好国家,就没有传位给他,而是内禅给弟弟、孔甲的叔父姒扃。姒扃死后,姒扃的儿子、孔甲的堂兄弟姒廑继位。姒廑死后,才由孔甲继位。

    孔甲国势衰落

    孔甲在位期间,肆意淫乱,沉湎于歌舞美酒之中,而且喜好信奉鬼神,是一位胡作非为的残暴昏君。使得各部落首领纷纷叛离,夏朝国势更加衰落,逐渐走向崩溃。

    孔甲因病去世

    据《竹书纪年》记载,孔甲在位9年去世,安葬在今北京市延庆县东北三崤山。孔甲死后,由其子姒皋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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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政周公周武王克殷商后两年去世之时,姬诵被立为成主,由于成王年幼,天下初定,叔父周公惟恐诸侯叛周,于是乃亲自摄政治理天下。周公亲践天子之位,引起了管叔、蔡叔等弟兄怀疑,于是管、蔡联合武庚发动叛乱,背叛周朝。周公奉成王的命令,平复叛乱,诛杀了武庚、管叔,流放了蔡叔。让微子开继承殷朝的后嗣,在宋地建国。又收集了殷朝的全部遗民,封给武王的小弟弟封,让他做了卫康叔。晋唐叔得到一种二苗同穗的禾谷,献给成王。成王又把它赠给远在军营中的周公。周公在东方接受了米谷,颂扬了天子赐禾谷的圣命。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颁度量,天下大服。周公在摄政的第七年,成王年长能亲政,于是周公还政于成王,北面就臣之位。成王以周公治理天下有功,将周公分封到曲阜,地方圆七百里,革车千乘。并命后世鲁公可以天子礼仪祭祀周公 。成王践奄奄国主要分布于今山东曲阜附近,是商朝极有实力的方国之一,在商中期,商王南庚、阳甲均曾定都于奄,到盘庚时才迁都于他处,而奄保留了大量商朝子民,逐渐发展成东方的强大方国,又因与商的密切关系,而被大量史料称为“商奄”。“三监之乱”爆发后,原分封于殷商旧地的管叔、蔡叔及殷纣之子武庚禄父起兵叛乱,叛乱还得到徐国、奄国、薄姑等东方小国的支持。据史书记载,奄君薄姑当时劝禄父说:“武王刚死,成王年幼,周公被天下人怀疑,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请举事!”叛乱的影响很大,成王命周公调大军东征,“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才得以平叛。而此次叛乱的主角,武庚被杀,管叔自杀,蔡叔被俘,奄国被灭,并将其国君迁到蒲姑(现在的山东青州附近) 。营建洛邑平叛“三监之乱”之后,周成王开始继承武王的遗愿,在“有夏之居”的“土中”建立新的都城,用以管理东方广大的领土。成王首先派太保召公到洛邑察看地形,具体规划建都的地址 。召公在途中走了半个月,三月初五到达洛邑。初七日,召公指使殷民在洛水北岸规度城郭、宫室、郊庙、朝市的位置,到十一日规划完成。第二天,周公到达洛邑,全面视察了新邑,并且进行了占卜,在涧水东、瀍水西之间和瀍水东的洛水之滨营建新邑,皆卜兆大吉。于是周公便把营建洛邑的地图和卜兆呈送给成王,得到成王的赞许批准后,于十四、十五日,杀牛、羊、猪等牺牲,在新邑立庙祭地。又过了七天,周公向各诸侯国民和殷民颁布命令,之后命令殷民开始大举动工,经过八九个月的兴建,年底成周城便告建成。不久,周成王来到洛邑,召公令各方诸侯前来朝贺,并向周公、成王奉献玉璋、大弓等礼品。召公向成王献词,并告诫成王要不负上天重托,不废先王之功业,成王虽然年幼,但为国之元首,希望能和洽民众。如今成王迁宅于土中(洛邑),亲理朝政,更应该持重,敬重德行,躬行德教。召公说:“上天将根据帝王的德行赐智慧,赐吉凶,赐享国期限。我王初据新都,更应崇尚美德,祈求上天赐予永久的治理天下的使命。今我率众邦君长,入朝进贺,并非慰劳君王,只是供奉礼品,献祭于上天,使王位世代相传,永无止期。”周成王对召公说:“我还年轻,需要您的辅佐。希望公发扬伟大光显的功德,使我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奉答上帝的教诲,使四方百姓和悦,定都在洛师,隆重举行大礼,办理好盛大的祭祀,都有条不紊。公的功德光照天地,勤劳施于四方,普遍推行美好的政事,虽遭横逆的事而不迷乱。文武百官努力实行您的教化,我这年轻人就早夜慎重进行祭祀好了。”宅兹中国成王五年四月,周成王在京宫大室对武王进行了丰福之祭,并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说道:“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就告祭于天,将以洛邑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你们这些后辈要记住祖先的荫福。”随后周成王赏赐何贝三十朋。成王七年二月,周成王遣太保召公先前往之洛邑相土,三月又遣周公到成周占卜吉日迁宅。在洛邑举行祭祀大典时,周公说:“新都洛邑已成,它将是您始作万民明君之地。在那里,你将首次奉行隆重礼仪,在洛邑举行祭祀大典,这一切都已经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安排。”成王说:“你勤勉辅佐我这个年轻人,指示我弘扬文王、武王之功业,奉答天命,和抚万民,居于洛邑,举行大典。您的教导,我无不顺从。”朝贺已毕,成王率满朝公卿、众邦君长在洛邑举行冬祭,时在周公摄政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次年正月初一,成王亲政,以朝享之礼献祭于文王、武王之庙,禀告嗣位大事。在文王庙、武王庙各献一头赤色牛。成王入太庙,献酒于先王之灵。至此,成王完成迁都和亲政大礼。成王迁宅之说,在文献、考古均也得到证实。20世纪60年代,在陕西出土的“何尊铭文” ,对成王迁宅洛邑有明确记载,其“迁宅于成周”、“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语,记载了成王迁宅于成周(洛邑)的历史。古人称洛阳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周王朝在这里建立新都,有利于对民众的统治。成王亲政后,周公写有告诫之词《尚书·无逸》,是告诫成王不要过分追求享受,无节制地游乐、嬉戏、酗酒、田猎,于国于身均不利。成周之会周成王七年(公元前1037年),周王朝苦心营建的洛邑宣告竣工,随即就以“四方入贡道里均”为由,决定以洛邑为新都,史称“新邑”,颁布《召诰》、《洛诰》,并为此举行盛大的诸侯集会。这是周成王即位以后第一次会盟诸侯 ,在周朝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各方诸侯以其方物进献王室。史载,这场检阅诸侯的盛会规模盛大。成周朝会诸侯,坛上挂着红帐子,用黑羽毛作装饰。天子成王面朝南方,冠冕上没有垂珠,朝服八彩色,腰间插着大圭。唐叔、郇叔在左,周公、太公望在右,都有冠冕,也没有垂珠,朝服七彩色,都腰插笏板,依傍天子站在坛上。成康之治成王临终,担心太子姬钊胜任不了国事,就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太子登位。成王逝世之后,召公、毕公率领诸侯,带着太子钊去拜谒先王的宗庙,用文王、武王开创周朝王业的艰难反复告诫太子,要他一定力行节俭,戒除贪欲,专心办理国政,写下了《顾命》,要求大臣们辅佐关照太子钊。太子钊于是登位,这就是康王。康王即位,通告天下诸侯,向他们宣告文王、武王的业绩,反复加以说明写下了《康诏》(康王之诰)。所以在成王、康王之际,天下安宁,一切刑罚都放置一边,四十年不曾使用,史称“成康之治”。

    详细点击:【周朝:姬诵】

  • 周共王继位时,国家因周穆王远游,耗费了巨量财富,使得国家财政十分空虚,经济上渐渐难以支持。但是,在许多场合又不得不维持着天子的架子。如为了表示赏罚分明,周共王不得不将都城附近的土地陆继分封给诸侯和大夫,使自己直接支配的地域越来越小,收入越来越少。周王朝的国势开始衰落。周共王继位后,对治国的策略进行了很大调整,在军事上,他改变父祖两代以武力征服天下的做法,裁减军队,明法息民,让更多的百姓安于生产,创造财富,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对外关系上采取和平稳定的外交政策,对边境争端主要采用和平谈判的办法解决,尽量避免武装冲突。在政治上,他废除原来的“土地国有,分封臣下”的旧制度,施行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国家按规定向土地所有者收缴税金。这是西周王朝首次把土地私有合法化。周共王这些举措对国家十分有利。因为在此之前国家只按原有可耕种的土地面积收税,贵族们私自开垦的耕地是不交税的。如今国家允许私田存在,私田拥有者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便视为非法私田,一经查出一律充公。这就迫使贵族们不得不将自己的私田如实上报,而一旦上报,就必须得按规定交税,从而增加了国库的收入。

    详细点击:【周朝:姬繄扈】

  • 韩安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

    韩安早在清末就矢志研读林学,民国初年步入林政部门任职,毕生致力于林业建设事业,50年如一日,是中国近代林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

    韩安出身寒微,十余年刻苦攻读,考取公费出国留学,目睹“国中沿长江两岸皆童山濯濯,而日本则无山不青,有水皆绿”,因而立下攻读林学,绿化祖国的宏志,并成为中国最早获得林学硕士学衔的先行者。他于民国成立之初年学成归国,立即被北洋政府农林部延揽入山林司担任要职,是当时中国最早的林业专家出身的林政官员之一。他参加编辑中国第一份农林期刊——农林部出版的《农林公报》,并于1913年初在这份刊物上连载他所编译的《世界各国国有森林大势》一文,这也是中国人最早向国内介绍各国林业概况的科技文献。

    中国首次设置植树节始于1915年。当时的农商部总长周自齐采纳韩安、凌道扬、裴义理等人的意见,认为“欧美各邦,植树有节,推行全国,成效维昭”,乃报经大总统批准,于同年7月申令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每年在这天举行植树典礼,倡导植树造林。1916年4月6日的清明,在北京西山马金顶举行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庆典,同时要求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学校都要在植树节时广泛开展植树造林。这项活动每年照例举行,持续多年,以后渐渐流于形式,成了具文。国民政府时期依然推行不辍,但将日期改在每年3月12日,名称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每年届期,行礼如仪,但收效甚微,几乎失去当初倡立植树节林界诸元老的本意。

    韩安抵制“发放东三省森林”

    韩安在北洋政府农林部任职不久,即被派往吉林林业局任主任,1913年夏又被调到哈尔滨充任东三省林务局主任。农林部设置这两个局的主旨,在于“发放东三省森林”,借以获得发照押金的巨额收入。当时规定的“发放”办法由承领人自绘林场地图界址,出资承领,每领一份执照,只须缴纳几万元押金,便可承领天然森林二百方里,自行雇工采伐。韩安认为局方既无人往森林中实地勘测林界、林况,承领人便可随意扩大伐区范围,肆意滥伐无度,流弊无穷。他虽两次主持局务,但始终未曾签发一份执照,加以抵制。他请调回部后,力陈应予废止这项劣政,果被当政者采纳,使森林资源免遭恶运。

    韩安首创中国铁路造林事业

    北洋政府交通部为谋自筹供应铁路所需枕木、电杆,1918年决定设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商调韩安任所长,并借用农商部英籍林务顾问波尔登协同筹办。经勘定,在河南确山县属黄山坡及信阳县南鸡公山李家寨一带,收购荒山数万亩,开辟苗圃25处,每处面积200亩,选择适宜作枕木、电杆用的树种,大量育苗造林。每路置监督员一人,连同各苗圃的技术员均由农商部派遣。这是中国铁路育苗、造林护路的一项创举,开中国营造护路林之先河,每年造林数百万株。韩安还偕同波尔登前往陇海、津浦、沪宁、京绥各路视察,拟具这些线路的造林计划,报部采择施行。

    韩安协助创办兵工造林

    冯玉祥将军1920年任旅长时驻军信阳,他见到韩安经营的铁路苗圃,苗木茁壮葱茏,路旁林木翠绿挺拔,极为赞赏。与韩安见面交谈中,方知两人既谊属安徽巢县同乡又同庚,而且又同是贫苦出身,同是基督教徒,都目睹过清廷腐败,军阀混战,江山破碎,生灵涂炭的惨景,促使他们成为忧国忧民、向往革命的知音,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韩安向冯玉祥多次陈述森林的重要作用,导致他领导所属部队在鸡公山一带进行植树造林,韩安则提供大量苗木并给予技术指导,又开创了中国近代兵工造林之先河。鸡公山原有稀疏的天然次生林,海拔较高,风为旅居华中的西方人避暑胜地,经历年以来造林抚育以后,林木苍郁繁茂,鸟兽毕集,益成为华中旅游胜境,1988年已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冯玉祥后改任河南省督军,聘请韩安为顾问,参赞实业建设政务。1922年冯任检阅使时,驻军北京南苑,调韩安前往,再次协助该军进行兵工造林活动,林界传为佳话。

    韩安呼吁广植森林预防水患

    1917年夏,冀鲁等省连降暴雨,河水泛滥,京汉、京奉、津浦、京绥诸铁路纷纷告急。全国水利局会同交通部、农商部、京兆尹共商护堤护路措施。作为农商部佥事的韩安,主张营造水源林以护堤保路。经共同研商决定,协同办理北京地区各河流上游营造水源林,并选定密云县北的山谷一段为来年防水造林之起点,另在沿铁路及各河堤广造森林,固堤防坍。韩安后在《农商公报》发表的《造林防水意见》中语重心长地写到:“治河之事,不求根本之方,维听主工者各自为政,不相统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修堤也,塞口也,枝枝节节,岁岁不休,河堤愈高,宣泄无由,故终不免于溃决也。”他阐述水灾消长之原理,列举森林可增加雨水之树冠截量及其蒸发量、入土量,减轻雨水之冲击力,减少流水之挟沙力,延长冰雪溶解之时期。断言只有广植森林,才是预防水患之根本要图。他针对酿成北京水患的5条大河,主张首先对挟沙最多、为患最烈的永定、子牙两河,进行造林防沙治理。他忠告当局:“畿辅乃国家首善之区,防水为民生利害所系,尤宜积极为天下倡。所望当今之执政者,悯洪水泛滥之创痍,定十年树木之至计,毅然提倡,决然施行,将来京畿一带,佳木葱茏,河海清澄,国家人民同臻利福。区区之愚,不胜大愿。”其忧国忧民之心情,溢于言表。

    韩安重视森林调查,支持编纂树木志

    韩安于1916年任农商部林务处会办时,提出“我国树木种类极繁,泰西各国派植物专家前来研究采集者,年不乏人,我国提倡林业,亟宜将诸树木择其要者,辨别种类,审定名实。”他授命林务处调查科科长波尔登,“选择中国造林树种百余种,将其性质、土宜、用途等详加研究,逐一绘图立说,汇集成书。”美国著名植物学家E.H.威尔逊(Wilson)自19世纪末起先后数次来华,在中国西部大规模进行采集植物标本活动,韩安聘请他为植物学顾问。在波尔登及比利时植物学家J.赫尔斯(Hers)协助下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后因林务处裁撤,韩安离开农商部,威尔逊将所采集的标本及其记载携回美国,写成著名的《威尔逊植物志》(其中中国部分3卷),而留在农商部的一份标本,后竟丧失无遗。赫尔斯也写了《陇海沿线树产目录》一书出版,都得力于韩安的积极支持。

    韩安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期间,多次派员赴秦岭、黄龙山等林区调查森林分布状况,并采集大量树木标本及木材标本。在担任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期间,曾先后派员调查大巴山及兴山森林、神农架原始林区、缙云山寺庙林,并通讯调查四川各县主要林木分布情况。1948年5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上,韩安还被推选为该委员会保存组组长。“本所鉴于中国幅员广袤,地跨寒、温、热三带,森林植物种类繁芜,其中有国计民生者甚多,惜无一整个系统之图籍,可供生产利用之依据。本所特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几度磋商,合作编纂《中国森林植物图志》。自本年度(1948年)起,预定10年内全部完成,因应国内林业界之需要,前5年出版主要森林树木,后5年出版次要森林树木,实为我国空前之巨著。现正编印第一卷,包括桦木科及山毛榉科10属,计图136幅,说明150页,明春即可出版。”这是中央林业实验所在1948年1月出版的《林业通讯》上刊登的一则报道。后由于时局变化,原定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仅出版了桦木科卷,但仍可见到韩安的远见卓识。

    韩安中国农、林学会组织的带头人

    中华农学会成立于1917年1月,韩安是最早的会员之一,后多次担任学会组织的某些职务。中华森林会在同年创立时,也得到韩安的赞助。森林会因故停止活动后,林学界又于1928年在南京筹备组织中华林学会,韩安与姚传法、陈嵘等10人均为筹备委员,并于同年8月举行了成立大会。1929年12月在中华林学会二届一次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筹募基金委员会委员。中华林学会于抗战后迁到重庆,第五届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监事、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在成都四川省建设厅任职,同时又被选为中华林学会成都分会理事。1943年他在林学会刊物《林学》上发表《造林与生产教育》论文。1947年11月,韩安等在南京代表中华林学会参加17个农业界各专门学会联合年会筹委会,担任常委,并作为主席团成员自始至终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林界这一最盛大的学会活动。这也是他与农、林学会结缘30年来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韩安主持创建中央林业实验所

    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决定于1941年夏设置了中央林业实验所,任命韩安为所长,邓叔群、朱惠方先后任副所长。韩安主持创建该所,初建时仅设造林研究、林产利用与调查推广3个组。中央大学梁希教授义务兼任林产利用组主任,所校双方合作进行研究。邓叔群在甘肃岷县设中林所西北工作站,拓荒研究,邓不久辞职,改由傅焕光接任。1945年,中林所在四川省南川县金佛山成立常山种植试验场,繁殖药用植物常山,又先后几次派员前往大巴山、神农架等林区调查采集。抗战胜利后,中林所于1946年迁到南京,几经周折,始由“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租借钟山北麓山地千亩,作为所址;同时接收南京附近的汤山、栖霞山、东流、牛首山、东善桥、龙王山诸林场,作为育苗造林、林业推广实验基地。重庆歌乐山旧所址改建为西南工作站。又将北平的原华北造林署造林会改为该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任命江福利为场长。另外还在河南登封设立嵩山示范林场,派徐承镕任场长。中林所的建制亦逐年扩大,由原来的3个组扩大为造林研究、木材工艺、林产制造、水土保持、林业经济、林业推广和森林副产等七个系,分别由程路云、陈桂升(代)、张楚宝、傅焕光(兼)、王战、葛晓东、孙醒东任系主任。傅焕光任副所长。农林部于1945年考选科技人员前往美国实习进修时,该所有傅焕光、张楚宝、陈桂升、杨敬睿、许绍南等膺选先后出国,1947年本所又选送李继书、贺近恪前往澳大利亚实习。1947年1月,中林所开办水土保持训练班,3月下旬结业后,成立了水土保持田间工作队,派任承统、朱莲青、沈梓培分别担任华北、华中、华南3个工作队队长。另派员会同W. S. 祁普乐(Chepil)博士在黄泛区进行调查并筹办防沙林场。韩安还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林业顾问、木材工业组组长、澳洲籍林业专家蓝卓支(G. W. Nunn)多次洽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林业恢复建设问题。1948年春,国民政府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一次性拨款28亿多元(金圆券)给中林所举办工赈造林(当年全所经费每月只有5500万元“金圆券”,只及这项拨款的1/50)。从这年的3月7日起至4月6日止共雇用民工600余人,造林720万多株。这是韩安主持办理的最后一次植树造林活动。中林所曾先后出版过6种研究专刊,13期《林业通讯》。历年来在中林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累计有100多人。他们在韩安领导、培养下辛勤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锻炼提高,后来大多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林业科技骨干。

    韩安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

    韩安毕生致力于森林事业凡50年,勤勉不懈,数十年如一日。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以“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奉为座右铭。一贯作风朴实,遵守纪律,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不搞特殊化。他平易近人,用人兼收并容,没有派别偏见。他虽出身于金陵大学前身的汇文书院,但在主管任何单位时,只要学有专长,都容纳器重,发挥其所长,而不论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曾这样说过:“每一学科有一领导人为之倡,则必有能言能行之士从事研究,于是人材辈出,而事业得以发展”。韩安思想开朗,朝气蓬勃,不因循保守,不消极颓废。他作为冯玉祥将军的知交,早年曾参加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安徽曾设法营救过被捕的左派同志,但他从不炫耀他自己的光荣历史。他爱好书法,写一手好毛笔字,闲时经常临贴练字,陶冶情操。韩安的英文根基深厚,英语流畅,留学归来虽已隔了30多年,与外国人交谈时,依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谈谐风趣。

    韩安告老退职以后,不甘心闲寂,潜心从事翻译外文经典书籍。他于1953年3月起开始翻译牛津大学第四版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一书,同年12月便译完全书,曾得到钱崇树、乐天宇等人的赞助,将清稿于1954年寄到上海水祥出版社待刊,后因周建人也翻译了此书即将出版,韩安的译文遂未获问世。所译全书除正文14章外,他还将原书第6版中所载的《出版前物种起源思想简史》和增加的第7章《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反驳》以及第6版各章增订的段落对照译出,以见达尔文思想变化的梗概。1955年,韩安又翻译赫胥黎著的《达尔文传略》,译文有两万多字(不包括注释),曾由《达尔文主义遗传选种学教研通讯》铅印出版了抽印本。此外,他还与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合译过达波古斯原著的关于遗传学与物种起源有关的书。韩安的这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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