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朱高炽文化

    明朝朱高炽文化

    中文名:朱高炽,国籍:,民族:汉族

    明仁宗朱高炽(1378年-1425年),明朝第四位皇帝,明成祖朱棣长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登基,次年改元“洪熙”。朱高炽生性端重沉静,言行识度,喜好读书。由于他的儒雅与仁爱深得皇祖父朱元璋的喜爱。但身形较胖,导致身体较弱。朱高炽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是在位期间为人宽厚,为政开明,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他赦免了建文帝的许多旧臣,平反了许多冤狱,废除了许多苛政,停止了朱棣时期的大规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复兴,读书人的待遇比洪武、永乐两朝要好。朱高炽天禀纯明,从善改过,恭检爱民,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为“仁宣之治”打下基础。洪熙元年(1425)五月,只做了十个月皇帝的朱高炽病重,不久之后就去世了。终年47岁。庙号仁宗,谥号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葬于十三陵献陵。其陵墓称献陵,建造得庄严简朴,象征着他的统治作风。朱高炽有10子7女;其中9子4女成年。长子朱瞻基为他与张后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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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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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朝朱高炽文化

    儒家思想

    在思想上,朱高炽崇尚儒学,褒奖忠孝,他统治期间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朱高炽还在京城思善门外建弘文馆,常与儒臣终日谈论经史。朱高炽非常善于纳谏,曾经给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励他们进谏,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朱高炽在后宫之中也不恋女色,除皇后张氏之外,仅谭妃一人。张皇后非常贤惠,与朱高炽相敬相爱;谭妃也是一位贤内助,在朱高炽死后自缢殉节,被谥为昭容恭禧顺妃。

    科举制度

    朱高炽对科举制度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由于南方人聪明而且刻苦,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纯朴,忠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众的较少,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朱高炽规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十、北四十”,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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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姒泄继承君位

    帝芒十八年(公元前1833年),在位18年的姒芒病死,葬于安邑附近。其子姒泄继承王位。

    姒泄文治武功

    《史记·夏本纪》记载:泄在位期间,连续对外用兵,取得胜利。夏朝此时俨然一个强大的征服者,对不服从华夏统治的部族方国用兵。东夷、西羌等六夷派使者来朝谒见,接受姒泄所封的爵命。这说明,当时夷族已经承认了夏朝的统治。泄对夏朝版图的开拓功不可没。泄二十一年(庚申,公元前1812年),在位21年的姒泄病殁,葬于安邑附近。其子姒不降继承王位。

    详细点击:【夏朝:姒泄】

  • 帝俊日月之父

    帝俊的神系的成员主要记载于《山海经》中,他有三位妻子:羲和、常羲和娥皇。这三位妻子之中,尤以前两位更加伟大: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山海经·大荒西经》)。这两位了不起的女神生下了十日与十二月,从表象意义上讲,帝俊及其妻子们便是日月之父母,也是上古的日月之神,从神话的深层意义上看,两位女性繁衍了帝俊部族中一个崇拜太阳,一个崇拜月亮的两大氏族集团。

    帝俊创造文明

    在帝俊神系中,引以为自豪的还有他诸多著名的子孙,这些子孙以自己的才智开创了人类的新时代,使他的部族从低级的朦昧时代一步一步坚实地跨入野蛮时代,并向着文明时代挺进。帝俊生禺号虎,禺号虎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亻垂,是始作下民百巧(《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山海经·大荒西经》)。这些已经足够了,舟、车、歌舞、琴瑟、百巧、种植,从食到行,从劳作到歌舞,无不闪烁着智慧之光。由此可见帝俊部族的发达及文明之先进。这些发明没有一项记在帝俊头上,而都归功于他的各个子孙们,这与史化了的神话中,一切发明均归于三皇五帝全然不同,而显得实在、可信。可惜,随着帝俊之神被分化以至最终被逐出神坛,他的这些子孙们也被赶出了人类历史的文化殿堂,他们的业绩被诸神瓜分了,如不赖《山海经》,后人怎么还能知道他们的名字。

    详细点击:【上古:帝俊】

  • 祖父:姒泄

    父亲:姒不降

    叔父:姒扃

    堂兄弟:姒廑

    儿子:姒皋

    孙子:姒发

    详细点击:【夏朝:孔甲】

  • 太甲《尚书》记载

    原文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书曰。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庙。罔不祗肃。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师。肆嗣王丕承基绪。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後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嗣王戒哉。祗尔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闻。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旁求俊彦。启迪後人。无越厥命以自覆。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钦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怿。万世有辞。王未克变。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予弗狎于弗顺。营于桐宫。密迩先王其训。无俾世迷。王徂桐宫。居忧。克终允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作书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类。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协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穷。民服厥命。罔有不悦。并其有邦厥邻。乃曰。徯我后。后来无罚。王懋乃德。视乃厥祖。无时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视远惟明。听德惟聪。朕承王之休无斁。

    太甲下

    伊尹申诰于王曰。呜呼。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天位艰哉。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先王惟时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绪。尚监兹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鸣呼。弗虑胡获。弗为胡成。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君罔以辩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译文

    太甲上

    嗣王太甲对伊尹不顺从,伊尹作书给王说:“先王成汤顾念天的明命是正确的,因此供奉上下神祇、宗庙社稷无不恭敬严肃。上天看到汤的善政,因此降下重大使命,使他抚安天下。我伊尹亲身能辅助君主安定人民,所以嗣王就承受了先王的基业。我伊尹亲身先见到西方夏邑的君主,用忠信取得成就,辅相大臣也取得成就;他们的后继王不能取得成就,辅相大臣也没有成就。嗣王要警戒呀!应当敬重你做君主的法则,做君主而不尽君道,将会羞辱自己的祖先。”

    王像往常一样不念不闻。伊尹就说:“先王在天将明未明的时刻,就思考国事,坐着等待天明。又遍求俊彦的臣子,开导后人,不要忘记先祖的教导以自取灭亡。您要慎行俭约的美德,怀着长久的计谋。好象虞人张开了弓,还要去察看箭尾符合法度以后,才发射一样;您要重视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遵行你的祖先的措施!这样我就高兴了,千秋万世您将会得到美好的声誉。”

    太甲不能改变。伊尹对群臣说:“嗣王这样就是不义。习惯将同生性相结合,我不能轻视不顺教导的人。要在桐营造宫室,使他亲近先王的教训,莫让他终身迷误。”

    嗣王去桐宫,处在忧伤的环境,能够成就诚信的美德。

    太甲中

    三年十二月朔日,伊尹戴着礼帽穿着礼服迎接嗣王太甲回到亳都,作书告王说:“人民没有君主,不能互相匡正而生活;君主没有人民,无法治理四方。上天顾念帮助商家,使嗣王能成就君德,实在是商家万代无疆之美啊!”

    嗣王拜跪叩头说:“我小子不明于德行,自己招致不善。多欲就败坏法度,放纵就败坏礼制,因此给自身召来了罪过。上天造成的灾祸,还可回避;自己造成的灾祸,不可逃脱。以前我违背师保的教训,当初不会责备自己;还望依靠您的匡救的恩德,谋求我的好结局。”

    伊尹跪拜叩头,说:“讲究自身的修养,又用诚信的美德和谐臣下,就是明君。先王成汤慈爱穷困的人民,所以人民服从他的教导,没有不喜悦的。连他的友邦和邻国,也这样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吧,我们的君主来了,就没有祸患了。大王要增进你的德行,效法你的烈祖,不可有顷刻的安乐懈怠。事奉先人,当思孝顺;接待臣下,当思恭敬。观察远方要眼明,顺从有德要耳聪。能够这样,我享受王的幸福就会没有止境。”

    太甲下

    伊尹向王重复告戒说:“呀!上天没有经常的亲人,能敬天的天就亲近;人民没有经常归附的君主,他们归附仁爱的君主;鬼神没有经常的享食,享食于能诚信的人。处在天子的位置很不容易呀!

    “用有德的人就治,不用有德的人就乱。与治者办法相同,没有不兴盛的;与乱者办法相同,没有不灭亡的。终和始都慎择自己的同事,就是英明的君主。

    “先王因此勉力敬修自己的德行,所以能够匹配上帝。我王继续享有好的基业,希望看到这一点呀!

    如果升高,一定要从下面开始;如果行远,一定要从近处开始。不要轻视人民的事务,要想到它的难处;不要苟安君位,要想到它的危险。慎终要从开头做起啊!

    “有些话不顺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义来考求;有些话顺从你的心意,一定要从不道义来考求。

    “啊呀!不思考,怎么收获?不做事,怎么成功?天子大善,天下因此清正。君主不要使用巧辩扰乱旧政,臣下不要凭仗骄宠和利禄而安居成功。这样,国家将永久保持在美好之中。”

    太甲其他记载

    太甲刚即位时,由于少不更事,沉湎酒色。伊尹就写了《伊训》、《肆命》和《徂后》三篇,以示太甲。希望太甲能继承商汤的法度,以治天下。《史记集解》说:“《肆命》者,陈政教所当为也;《徂后》者,言汤之法度也。”

    但太甲不听劝导。《孟子·万章上》记载:“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伊尹就把他赶下台,放逐到商汤的坟墓所在地桐宫,由伊尹摄政。)

    孟子还说:“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太甲经过三年的放逐生活,悔过自责,伊尹便归政与太甲。

    《史记》记载更为详细:“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政权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太甲庙号为太宗。)”太甲“桐宫悔过”后,修德厚生,终成一代明君。孟子尊太甲为商朝的“圣贤之君”之一。

    伊尹的《太甲训》已失佚,相传俗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就出自于《太甲训》。“活”字在《礼记》中作“逭”,逃避的意思。

    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对于伊尹和太甲有另一番论断。由于古本《竹书纪年》在宋朝就已经散佚,现代能看到的都是清人和今人的辑本。方诗铭、王修龄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从《太平御览》《晋书》《史通》《文选》《通鉴外纪》等等书目中载《竹书纪年》文:

    伊尹放太甲于桐而自立也。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若说不可信,为何如此多人都载有《竹书纪年》的记事,且《竹书纪年》是第一手文字资料,并无虚造的充分。另,古本《竹书纪年》因为不符合儒家经义,所以在宋朝的时候散佚了,恰恰在宋朝又是相当提倡儒家的时期,让人心存怀疑。真假难辨,望后世学子鉴验。

    详细点击:【商朝:太甲】

  • 父:周共王姬繄扈妻:姜氏子:周夷王姬燮

    详细点击:【周朝:姬囏】

  • 韩安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

    韩安早在清末就矢志研读林学,民国初年步入林政部门任职,毕生致力于林业建设事业,50年如一日,是中国近代林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

    韩安出身寒微,十余年刻苦攻读,考取公费出国留学,目睹“国中沿长江两岸皆童山濯濯,而日本则无山不青,有水皆绿”,因而立下攻读林学,绿化祖国的宏志,并成为中国最早获得林学硕士学衔的先行者。他于民国成立之初年学成归国,立即被北洋政府农林部延揽入山林司担任要职,是当时中国最早的林业专家出身的林政官员之一。他参加编辑中国第一份农林期刊——农林部出版的《农林公报》,并于1913年初在这份刊物上连载他所编译的《世界各国国有森林大势》一文,这也是中国人最早向国内介绍各国林业概况的科技文献。

    中国首次设置植树节始于1915年。当时的农商部总长周自齐采纳韩安、凌道扬、裴义理等人的意见,认为“欧美各邦,植树有节,推行全国,成效维昭”,乃报经大总统批准,于同年7月申令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每年在这天举行植树典礼,倡导植树造林。1916年4月6日的清明,在北京西山马金顶举行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庆典,同时要求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学校都要在植树节时广泛开展植树造林。这项活动每年照例举行,持续多年,以后渐渐流于形式,成了具文。国民政府时期依然推行不辍,但将日期改在每年3月12日,名称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每年届期,行礼如仪,但收效甚微,几乎失去当初倡立植树节林界诸元老的本意。

    韩安抵制“发放东三省森林”

    韩安在北洋政府农林部任职不久,即被派往吉林林业局任主任,1913年夏又被调到哈尔滨充任东三省林务局主任。农林部设置这两个局的主旨,在于“发放东三省森林”,借以获得发照押金的巨额收入。当时规定的“发放”办法由承领人自绘林场地图界址,出资承领,每领一份执照,只须缴纳几万元押金,便可承领天然森林二百方里,自行雇工采伐。韩安认为局方既无人往森林中实地勘测林界、林况,承领人便可随意扩大伐区范围,肆意滥伐无度,流弊无穷。他虽两次主持局务,但始终未曾签发一份执照,加以抵制。他请调回部后,力陈应予废止这项劣政,果被当政者采纳,使森林资源免遭恶运。

    韩安首创中国铁路造林事业

    北洋政府交通部为谋自筹供应铁路所需枕木、电杆,1918年决定设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商调韩安任所长,并借用农商部英籍林务顾问波尔登协同筹办。经勘定,在河南确山县属黄山坡及信阳县南鸡公山李家寨一带,收购荒山数万亩,开辟苗圃25处,每处面积200亩,选择适宜作枕木、电杆用的树种,大量育苗造林。每路置监督员一人,连同各苗圃的技术员均由农商部派遣。这是中国铁路育苗、造林护路的一项创举,开中国营造护路林之先河,每年造林数百万株。韩安还偕同波尔登前往陇海、津浦、沪宁、京绥各路视察,拟具这些线路的造林计划,报部采择施行。

    韩安协助创办兵工造林

    冯玉祥将军1920年任旅长时驻军信阳,他见到韩安经营的铁路苗圃,苗木茁壮葱茏,路旁林木翠绿挺拔,极为赞赏。与韩安见面交谈中,方知两人既谊属安徽巢县同乡又同庚,而且又同是贫苦出身,同是基督教徒,都目睹过清廷腐败,军阀混战,江山破碎,生灵涂炭的惨景,促使他们成为忧国忧民、向往革命的知音,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韩安向冯玉祥多次陈述森林的重要作用,导致他领导所属部队在鸡公山一带进行植树造林,韩安则提供大量苗木并给予技术指导,又开创了中国近代兵工造林之先河。鸡公山原有稀疏的天然次生林,海拔较高,风为旅居华中的西方人避暑胜地,经历年以来造林抚育以后,林木苍郁繁茂,鸟兽毕集,益成为华中旅游胜境,1988年已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冯玉祥后改任河南省督军,聘请韩安为顾问,参赞实业建设政务。1922年冯任检阅使时,驻军北京南苑,调韩安前往,再次协助该军进行兵工造林活动,林界传为佳话。

    韩安呼吁广植森林预防水患

    1917年夏,冀鲁等省连降暴雨,河水泛滥,京汉、京奉、津浦、京绥诸铁路纷纷告急。全国水利局会同交通部、农商部、京兆尹共商护堤护路措施。作为农商部佥事的韩安,主张营造水源林以护堤保路。经共同研商决定,协同办理北京地区各河流上游营造水源林,并选定密云县北的山谷一段为来年防水造林之起点,另在沿铁路及各河堤广造森林,固堤防坍。韩安后在《农商公报》发表的《造林防水意见》中语重心长地写到:“治河之事,不求根本之方,维听主工者各自为政,不相统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修堤也,塞口也,枝枝节节,岁岁不休,河堤愈高,宣泄无由,故终不免于溃决也。”他阐述水灾消长之原理,列举森林可增加雨水之树冠截量及其蒸发量、入土量,减轻雨水之冲击力,减少流水之挟沙力,延长冰雪溶解之时期。断言只有广植森林,才是预防水患之根本要图。他针对酿成北京水患的5条大河,主张首先对挟沙最多、为患最烈的永定、子牙两河,进行造林防沙治理。他忠告当局:“畿辅乃国家首善之区,防水为民生利害所系,尤宜积极为天下倡。所望当今之执政者,悯洪水泛滥之创痍,定十年树木之至计,毅然提倡,决然施行,将来京畿一带,佳木葱茏,河海清澄,国家人民同臻利福。区区之愚,不胜大愿。”其忧国忧民之心情,溢于言表。

    韩安重视森林调查,支持编纂树木志

    韩安于1916年任农商部林务处会办时,提出“我国树木种类极繁,泰西各国派植物专家前来研究采集者,年不乏人,我国提倡林业,亟宜将诸树木择其要者,辨别种类,审定名实。”他授命林务处调查科科长波尔登,“选择中国造林树种百余种,将其性质、土宜、用途等详加研究,逐一绘图立说,汇集成书。”美国著名植物学家E.H.威尔逊(Wilson)自19世纪末起先后数次来华,在中国西部大规模进行采集植物标本活动,韩安聘请他为植物学顾问。在波尔登及比利时植物学家J.赫尔斯(Hers)协助下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后因林务处裁撤,韩安离开农商部,威尔逊将所采集的标本及其记载携回美国,写成著名的《威尔逊植物志》(其中中国部分3卷),而留在农商部的一份标本,后竟丧失无遗。赫尔斯也写了《陇海沿线树产目录》一书出版,都得力于韩安的积极支持。

    韩安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期间,多次派员赴秦岭、黄龙山等林区调查森林分布状况,并采集大量树木标本及木材标本。在担任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期间,曾先后派员调查大巴山及兴山森林、神农架原始林区、缙云山寺庙林,并通讯调查四川各县主要林木分布情况。1948年5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上,韩安还被推选为该委员会保存组组长。“本所鉴于中国幅员广袤,地跨寒、温、热三带,森林植物种类繁芜,其中有国计民生者甚多,惜无一整个系统之图籍,可供生产利用之依据。本所特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几度磋商,合作编纂《中国森林植物图志》。自本年度(1948年)起,预定10年内全部完成,因应国内林业界之需要,前5年出版主要森林树木,后5年出版次要森林树木,实为我国空前之巨著。现正编印第一卷,包括桦木科及山毛榉科10属,计图136幅,说明150页,明春即可出版。”这是中央林业实验所在1948年1月出版的《林业通讯》上刊登的一则报道。后由于时局变化,原定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仅出版了桦木科卷,但仍可见到韩安的远见卓识。

    韩安中国农、林学会组织的带头人

    中华农学会成立于1917年1月,韩安是最早的会员之一,后多次担任学会组织的某些职务。中华森林会在同年创立时,也得到韩安的赞助。森林会因故停止活动后,林学界又于1928年在南京筹备组织中华林学会,韩安与姚传法、陈嵘等10人均为筹备委员,并于同年8月举行了成立大会。1929年12月在中华林学会二届一次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筹募基金委员会委员。中华林学会于抗战后迁到重庆,第五届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监事、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在成都四川省建设厅任职,同时又被选为中华林学会成都分会理事。1943年他在林学会刊物《林学》上发表《造林与生产教育》论文。1947年11月,韩安等在南京代表中华林学会参加17个农业界各专门学会联合年会筹委会,担任常委,并作为主席团成员自始至终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林界这一最盛大的学会活动。这也是他与农、林学会结缘30年来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韩安主持创建中央林业实验所

    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决定于1941年夏设置了中央林业实验所,任命韩安为所长,邓叔群、朱惠方先后任副所长。韩安主持创建该所,初建时仅设造林研究、林产利用与调查推广3个组。中央大学梁希教授义务兼任林产利用组主任,所校双方合作进行研究。邓叔群在甘肃岷县设中林所西北工作站,拓荒研究,邓不久辞职,改由傅焕光接任。1945年,中林所在四川省南川县金佛山成立常山种植试验场,繁殖药用植物常山,又先后几次派员前往大巴山、神农架等林区调查采集。抗战胜利后,中林所于1946年迁到南京,几经周折,始由“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租借钟山北麓山地千亩,作为所址;同时接收南京附近的汤山、栖霞山、东流、牛首山、东善桥、龙王山诸林场,作为育苗造林、林业推广实验基地。重庆歌乐山旧所址改建为西南工作站。又将北平的原华北造林署造林会改为该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任命江福利为场长。另外还在河南登封设立嵩山示范林场,派徐承镕任场长。中林所的建制亦逐年扩大,由原来的3个组扩大为造林研究、木材工艺、林产制造、水土保持、林业经济、林业推广和森林副产等七个系,分别由程路云、陈桂升(代)、张楚宝、傅焕光(兼)、王战、葛晓东、孙醒东任系主任。傅焕光任副所长。农林部于1945年考选科技人员前往美国实习进修时,该所有傅焕光、张楚宝、陈桂升、杨敬睿、许绍南等膺选先后出国,1947年本所又选送李继书、贺近恪前往澳大利亚实习。1947年1月,中林所开办水土保持训练班,3月下旬结业后,成立了水土保持田间工作队,派任承统、朱莲青、沈梓培分别担任华北、华中、华南3个工作队队长。另派员会同W. S. 祁普乐(Chepil)博士在黄泛区进行调查并筹办防沙林场。韩安还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林业顾问、木材工业组组长、澳洲籍林业专家蓝卓支(G. W. Nunn)多次洽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林业恢复建设问题。1948年春,国民政府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一次性拨款28亿多元(金圆券)给中林所举办工赈造林(当年全所经费每月只有5500万元“金圆券”,只及这项拨款的1/50)。从这年的3月7日起至4月6日止共雇用民工600余人,造林720万多株。这是韩安主持办理的最后一次植树造林活动。中林所曾先后出版过6种研究专刊,13期《林业通讯》。历年来在中林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累计有100多人。他们在韩安领导、培养下辛勤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锻炼提高,后来大多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林业科技骨干。

    韩安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

    韩安毕生致力于森林事业凡50年,勤勉不懈,数十年如一日。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以“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奉为座右铭。一贯作风朴实,遵守纪律,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不搞特殊化。他平易近人,用人兼收并容,没有派别偏见。他虽出身于金陵大学前身的汇文书院,但在主管任何单位时,只要学有专长,都容纳器重,发挥其所长,而不论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曾这样说过:“每一学科有一领导人为之倡,则必有能言能行之士从事研究,于是人材辈出,而事业得以发展”。韩安思想开朗,朝气蓬勃,不因循保守,不消极颓废。他作为冯玉祥将军的知交,早年曾参加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安徽曾设法营救过被捕的左派同志,但他从不炫耀他自己的光荣历史。他爱好书法,写一手好毛笔字,闲时经常临贴练字,陶冶情操。韩安的英文根基深厚,英语流畅,留学归来虽已隔了30多年,与外国人交谈时,依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谈谐风趣。

    韩安告老退职以后,不甘心闲寂,潜心从事翻译外文经典书籍。他于1953年3月起开始翻译牛津大学第四版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一书,同年12月便译完全书,曾得到钱崇树、乐天宇等人的赞助,将清稿于1954年寄到上海水祥出版社待刊,后因周建人也翻译了此书即将出版,韩安的译文遂未获问世。所译全书除正文14章外,他还将原书第6版中所载的《出版前物种起源思想简史》和增加的第7章《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反驳》以及第6版各章增订的段落对照译出,以见达尔文思想变化的梗概。1955年,韩安又翻译赫胥黎著的《达尔文传略》,译文有两万多字(不包括注释),曾由《达尔文主义遗传选种学教研通讯》铅印出版了抽印本。此外,他还与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合译过达波古斯原著的关于遗传学与物种起源有关的书。韩安的这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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