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内阁

明朝初期名臣

1380年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朱元璋亲理政务，一度力不从心，故设立四辅官来辅佐政事，但这项制度效能不彰，1382年七月被废。十一月，仿宋制，置华盖殿 、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设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品秩皆为正五品。明成祖登基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由此成立内阁。 内阁只为皇帝的顾问，奏章的批答为皇帝的专责。内阁大学士一职多以硕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担任，只照皇帝意旨写出，称“传旨当笔”。明仁宗增置谨身殿 大学士。宣宗时期，由于杨溥、杨士奇、杨荣等三杨入阁，宣宗批准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称为“票拟”制度。明初，内阁无实权。之后内阁地位逐渐升高，权限逐渐增大，到明世宗时，内阁终跃至六部之上。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自此，内阁成了中央最高的的决策机构。

明朝六部

明朝在中央和南京各设置吏、户、礼、工、刑、兵六部，与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加尚书侍郎各一。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丞相之职，取消中书省。六部因此地位得到了提高。每部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原有的各科尚书降为郎中。各部尚书和侍郎的官阶也上升。其中以吏部 最为重要，户部人员最多。礼部 与工部 地位较低，而在南京六部除兵部 、户部 外，其他四部基本没有没有实权，是被排挤出中央的官员的“养老之地”。

明朝监察机构

朱元璋为吴王时，始置御史台，设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1380年，明朝中后期名臣罢御史台。1382年更置都察院，设监察都御史八人。分监察御史为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十二道，各道置御史三到五名，称为十二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都驻在京师，有事带印出巡，事毕回京缴印。1403年，改北平道为北京道。1420年，罢北京道，增设贵州、云南、交趾三道。1425年，称行在都察院。1435年，罢交趾道，始定为十三道。正统年间去“行在”字。

明朝六科

六科，负责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洪武六年，设给事中十二人，秩正七品，始分为六科，每科二人。洪武二十四年，更定科员，每科都给事中一人，正八品。六科官职品级虽低，然职权很高。他们有“封驳权”，可以不赞成皇帝的意旨。该制度发挥了一定的改善朝政作用。

明朝五寺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和鸿胪寺。大理寺与刑部和都察院合为三法司，其职权与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九卿之一。其余四寺卿职权较低。太常寺负责祭祀礼乐，隶属于礼部；太仆寺管理马匹，隶属于兵部；光禄寺负责寿宴、进贡等，隶属于礼部；鸿胪寺负责朝会、宾客（外吏朝觐，诸蕃入贡）、吉凶仪礼。

明朝厂卫机构

明朝文、武将补服。明朝主要的情报机构包括锦衣卫、东厂和西厂，武宗时期还一度设有内行厂。锦衣卫设立于洪武十五年，负责侦查国内外情报，直接对皇上负责，拥有可以逮捕任何人，并进行秘密审讯的权利。东厂成立于永乐十八年，主要职责就是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 西厂设立于明宪宗时期，首领为汪直。1482年后被废。其后又被武宗短暂恢复。内厂设于明武宗时期，任务是牵制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的权利，防止它们三个机构相互勾结权利的扩展，是朱厚照为政的另一种手段。首领为宦官刘谨，刘谨伏诛后，内厂与西厂同时被废，仅留东厂。

明朝其它机构

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明仁宗之后，三公皆为虚衔，为勋戚文武大臣加官、赠官。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只有永乐年间明成祖以姚广孝专为太子太师，留辅太子，自是以后，终明一代皆为虚衔。 他们名为辅导太子，但实际上辅导太子的机构是詹事府。詹事府下设两坊、一局、一厅。此外还有太医院，太医院附属有生药库和惠民药局。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由宦官所担任）。亲军上直二十六卫，除锦衣卫设有南北两个镇抚司，其他二十五卫各设有一个镇抚司，已上俱不属五军都督府管辖。女官，洪武五年，定为六局一司。永乐后，职尽移于宦官，只保留少数女官。

明朝法律

《大明律》第一次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明孝宗的修律，更将“不因言杀人”写入律法。大明律是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备受推崇的法律奠基，近代的欧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从《大明律》中受益颇多。朱元璋很重视立法工作，早在政权初建的吴元年（1367年），就命令李善长等人修订法律，当年修成，又派大理寺卿周桢等人训释含义，定名《律令直解》，颁行吴国控制的长江中游下地区，这是明代立法的开始，以后又经过洪武六年、九年、十六年、二十二年历次修律，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律诰》三十条附在律后，历经三十余年修订的《大明律》终告完成。律定之后，朱元璋亲自下诏，“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因此《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奉行不辍的根本大法，还直接影响到后代的《大清律》。

《大明律》的立法技术十分严谨，完全可以与《唐律》比肩。从体例上讲，明律沿袭晚唐两宋将律文分“门”的做法，全律共三十卷（门），其中《名例律》一卷四十七条列于篇首，又按照行政机关六部的设置，将其余二十九卷分别归入六部名下，分为《吏律》的职制、公式二卷三十三条，《户律》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市廛七卷九十五条，《礼律》祭祀、仪制两卷二十六条，《兵律》宫卫、军政、关津、厩牧、邮驿五卷七十五条，《刑律》盗贼、人命、斗殴、骂詈、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十一卷一百七十一条，《工律》营造、河防二卷十三条。整部法典一共四百六十条，大体与唐律持平，而按照行政机构排列的方法，比唐律十二篇更加方便查找，这是中华法系法典建设方面的一大发展。

《大明律》的立法思想仍然本着“明礼导民”、“崇尚简易”等儒家传统精神，字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其特点只有在和唐律的比较中才能表现出来。清代人薛允升在《明唐律合编》中提出，明律较之唐律，“轻其轻罪，重其重罪。”也就是对伦理罪处刑比唐律轻，比如隐匿丧事，唐律流二千里，明律仗六十；而对反逆、强盗等罪则处刑明显比唐律重，比如三谋（反、大逆、叛）罪，唐律首斩从绞，株连家属不处死刑，明律则本人凌迟、三族内成年男子一律处斩，强盗罪，唐律不得财徒刑二年，得财者还要分等处刑，明律不得财仗一百流三千里，得财者首从皆斩。类似得例子还有很多。

伦常犯罪侵犯的大都是家族的内部秩序，唐初胡风犹盛，不得已在法律方面严防死守，几百年之后汉人民间已经彻底皈依了儒家秩序，加上宋明理学虽然没有解决什么大问题，对个人私生活却影响不小，违反伦常行为的压力大部分被道德承受了去，因此法律无需过分严厉。如果看到朱元璋在基层的作为（下祥），就更能明确这一点。另外元代不屑于汉人伦常，元代法律对风俗犯罪惩罚偏轻，明代也延续了这个传统。

“重重”的现象也是几百年发展的结果，晚唐刑罚就已经偏重，五代酷法、宋代“严惩盗贼”，均比唐律偏重。原因仍然如前面分析宋代法律时所说的，皇权控制社会的广度不够，只能加重控制力度，才能保证金字塔结构的高度。这个分析对《大明律》也适用。实际上《大明律》律文反映出来的仅仅是一种倾向，看完下面对《大诰》的分析，这一点将更加明确。（说句题外话，研究法律固然要看律文，但仅仅看律文是不够的，君主为了装点门面，标榜“用刑宽恕”，正律往往偏轻，造成律文和实际脱节是正常现象。比如《大明律》中其实没有凌迟一刑，但凌迟却显然没有从明代司法实践中消失。）

明初，朱元璋还颁布了《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条，也分吏户礼兵刑工六令。后来大半为《大明律》吸收，也有少数沿袭到明代中后期。但是除此以外，唐宋时期的令、格、式、敕等单行法形式在明代都消失了！朱明王朝的后代皇帝都谨守祖制，决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和宋代不断发令编敕、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商品经济变化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这些消失的法律形式中，明律的保守性质体现的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