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1368 -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传十二世,历经十六帝,享国276年。

    元末民不聊生,爆发红巾起义,朱元璋加入郭子兴队伍。 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建立西吴。 1368年朱元璋称帝,国号为大明 ,因皇室姓朱,又称朱明,定都于应天府 ;1420年朱棣迁都至顺天府,以应天府为陪都。 明初历经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等治世,政治清明、国力强盛。 中期经土木之变由盛转衰,后经弘治中兴、嘉靖中兴、万历中兴国势复振,晚明因东林党争和天灾外患 导致国力衰退,爆发明末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殉国。明朝宗室在江南建立南明,随后清朝趁乱入关,击败大顺、大西、南明弘光、隆武、绍武等诸政权;1662年永历帝被杀,南明灭亡。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奉明正朔的明郑告终。

    明代疆域囊括汉地,东北抵日本海、外兴安岭,后缩为辽河流域;北达戈壁沙漠一带,后撤至明长城;西北至新疆哈密,后退守嘉峪关;西南临孟加拉湾,后折回约今云南境;并在青藏地区设有羁縻卫所,还曾收复安南,明代极盛国土面积约达一千万平方公里。

    明代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繁荣,出现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文化艺术呈现世俗化趋势。据《明实录》所载人口峰值为7185万,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实际逾亿,也有学者指出晚明人口接近两亿 。

    明朝是继汉唐之后黄金时期。 明代无汉之外戚、唐之藩镇、宋之岁币,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清朝官方评价明朝为“治隆唐宋” 、“远迈汉唐”。

  • 明朝大明开国

    参见:元末农民起义明朝统一战争西吴

    元朝末年蒙古统治者残暴,人民受到空前压迫。1351年,元廷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治河”和“变钞”导致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的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

    1351年5月,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红巾军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响应,聚众起义,攻占濠州 。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受汤和邀请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备受郭子兴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马氏为妻。 不久,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1355年,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国号宋,年号龙凤,称小明王,以亳州为都城。郭子兴病故后朱元璋统率郭部,小明王任其为左副元帅。

    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战略要地,获取一块立足之地。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 1360年,通过鄱阳湖水战,陈友谅势力遭到巨大打击。1361年,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1363年,陈友谅败亡。 1364年,朱元璋称王,史称“西吴”,与位于平江的东吴王张士诚相区别。 1366年小明王、刘福通被廖永忠沉于瓜步 江中溺死。

    1367年,攻下平江,张士诚自尽,后又灭浙江的方国珍 。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 年号洪武,朱元璋称帝。后进行北伐和西征,同年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的口号命徐达、常遇春等将北伐,攻占大都(即北京),元顺帝北逃,彻底结束蒙古在中原的统治,中国再次回归由汉族建立的王朝统治之下。 之后朱元璋又相继消灭四川的明升和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辽东的纳哈出。又八次派兵深入漠北,大破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明朝治世与削藩

    参见:洪武之治建文改制靖难之役

    清朝康熙皇帝评价朱元璋“治隆唐宋”。

    朱元璋即位后采取轻徭薄赋,恢复社会生产,确立里甲制, 配合赋役黄册户籍登记簿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 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整顿吏治,惩治贪官污吏,促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同时朱元璋多次派军北伐蒙古,取得多次胜利,最终在捕鱼儿海之役平定北元,消除外患。

    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 也对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图谋不轨。而有的功臣也越过礼法,为非作歹。 朱元璋借此兴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清理权贵和不法功勋。 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之罪名杀胡惟庸, 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1390年有人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关系密切,李善长因此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坐死,总计株连者达三万余人,史称胡惟庸案。 此后,朱元璋又借大将军蓝玉张狂跋扈之名大加诛杀, 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余人。 加上空印案与郭桓案合称明初四大案。朱元璋通过打击功臣、设立锦衣卫加强特务监视等一系列手段来加强皇权。

    1398年朱元璋驾崩,由于太子朱标早死,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即明惠宗。明惠宗为巩固皇权,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 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逼自杀。 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朱棣的精兵,欲铲除朱棣,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起兵,最后率军南下,攻占南京,史称靖难之役。后明惠宗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朱棣即位,改元永乐。

    明朝永宣盛世

    参见:永乐盛世仁宣之治

    明成祖朱棣

    1405年,朱棣将北平改名北京,称行在,设立北平国子监等衙门。1416年,朱棣公布迁都的想法,隔年开始大规模营造北京。1420年宣告完工,隔年迁都。

    永乐时期武功昌盛,收复安南设交趾布政司,朱棣又亲自率兵五征漠北攻打北元分裂后的鞑靼与瓦剌。朱棣册封瓦剌三王,使与鞑靼对立,见瓦剌中兴之势,又助鞑靼讨伐瓦剌,不使任何一方独大。 同时授予兀良哈蒙古的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卫所自治权。朱棣还于1406年和1422年对兀良哈蒙古进行镇压,以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 朱棣安抚东北女真各部,在归附的建州女真 、海西女真 设置卫所,并派亦失哈安抚位于黑龙江下游的野人女真。1407年亦失哈在混同江庙街的对岸塔林设奴儿干都司,扩大明朝东疆,亦失哈并于1413年视察库页岛,宣示明朝对此地的主权。

    朱棣实行积极的外交策略,自1405年开始派郑和下西洋,与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来往,增长财政收入 的同时将朝贡制度推向巅峰。 其舰队规模空前庞大,最远到达东非索马里地区,扩大明朝对南洋、西洋各国的影响力。

    文治方面,朱棣令编修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解缙率三千文人在三年时间内即告完成。 《永乐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无删节。永乐年间天下大治,后世将这段时期称为永乐盛世。

    明仁宗朱高炽

    朱棣对异议者强力镇压,诸如黄子澄、齐泰等建文旧臣等都被杀。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 和景清的“瓜蔓抄”最为惨烈。还恢复了明太祖时期后来被废除的锦衣卫,另外他还设置了另外一个特务组织——东厂。厂卫制度确立。

    朱棣驾崩后,其长子朱高炽即位,即明仁宗,年号洪熙。仁宗年龄已经偏高,即位仅一年就驾崩。其统治偏向保守固本,注重休养生息。任用“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贤臣辅佐朝政,停止郑和下西洋和对外战争以积蓄民力,鼓励生产,宽行省狱,力行节俭。

    仁宗驾崩后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年号宣德。宣宗实行德政治国,并且先后派遣郑和、王景弘下西洋,使国力达到极盛,史称“仁宣之治”。宣宗同样擅长书画,有画作传世。 但其执政期间并非毫无弊端,由于宣宗喜好养蟋蟀,许多官吏因此竞相拍马,被称为“促织天子”。 同时宣宗设立内书堂教宦官读书,为明英宗时期的太监乱政埋下隐患。

    明朝中期朝政

    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

    领导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的于谦

    1435年,九岁的朱祁镇继位,即明英宗,年号正统。此时太监王振开始干涉朝政,1442年遏制王振权势的张太皇太后去世后王振大肆揽权。元老重臣“三杨”死后, 王振更专横跋扈,将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敕命铁牌撤下,举朝称其为“翁父”, 英宗对他信任有加。 王振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

    1435年蒙古西部的瓦剌逐渐强盛常寇边。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军南下伐明。王振怂使英宗集结二十万京营御驾亲征。 大军离燕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被瓦剌军追上,士兵死伤过半,随从大臣有五十余人阵亡。 英宗突围不成被俘, 王振为将军樊忠所怒杀, 史称土木之变, 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兵部侍郎于谦拥戴英宗弟弟朱祁钰即位,即明代宗,年号景泰。 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决定坚守北京,整顿边防积极备战,随后南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勤王部队陆续赶到。 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也先安置明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于谦率领各路明军奋勇抗击, 屡次大破瓦剌军,也先率军撤退。 明朝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于谦力排众议,加紧巩固国防,拒绝求和, 并于次年击退瓦剌多次侵犯。

    夺门之变与石曹之乱

    1450年也先释放英宗。 然而代宗因为皇权问题不愿遣使迎驾,后又把英宗困于南宫(重华宫)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见济病死,代宗迟迟不肯再立朱见深为太子,俨然有夺正之态,英宗、代宗因而严重对立。

    1457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联

    明英宗朱祁镇

    盟,欲拥戴英宗复辟。趁着明代宗重病之际发动政变。徐有贞率军攻入紫禁城,石亨等人占领东华门,立明英宗于奉天殿,改元天顺。他们贬明代宗为郕王,并且逮处死于谦及大学士王文,史称夺门之变。 明英宗复辟后,略有新政,废除自明太祖恢复的殉葬。之后因内部政变流放徐有贞,因曹石之乱诛杀石亨、曹吉祥等人,任命李贤等贤臣治国。

    1464年英宗驾崩,朱见深即位,即明宪宗,年号成化。 宪宗为于谦平反,恢复代宗帝号,时人多称快,又能体谅民情,励精图治,宛若明君之资。琉球、哈密、暹罗、土鲁番、撒马儿罕等国纷纷入贡。 但其本人口吃内向,因此很少廷见大臣, 宠爱亦妻亦母的万贵妃, 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晚年好方术,以至奸佞当权,西厂横恣,朝纲败坏,民不聊生。宪宗直接颁诏封官,是为传奉官,造成舞弊成风,直到孝宗才全被裁撤。

    弘治中兴与武宗时期

    参见:弘治中兴、武宗南巡

    1487年明宪宗驾崩,其子朱祐樘继位,即明孝宗

    中兴明朝的弘治帝朱佑樘

    ,年号弘治。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 使自英宗以来的陋习得以去除,被誉为“中兴令主”。 孝宗先是将成化年间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免,逮捕治罪,并选贤任能以委重任。 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明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锦衣卫与东厂也谨慎行事,法治宽刑。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明史称孝宗为“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在其治理下,弘治一朝期间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史称“弘治中兴”。

    1505年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年号正德。武宗即位后清代野史常说他极好逸乐,导致正德年间战事频生,外有鞑靼达延汗 进犯、内有叛乱和民变等重大事件。1520年武宗借出征江西宁王叛乱为由而南下游玩,以大将军朱寿为名前往南京,亲自俘虏已被王守仁击败的宁王。班师回京途中,于南直隶清江浦 泛舟取乐时落水染病,1521年于豹房驾崩。 因死后无子使孝宗一脉绝嗣。

    明朝嘉靖时期

    参见:大礼议嘉靖中兴壬寅宫变南倭北虏世宗崇道

    明武宗驾崩后,明孝宗之侄、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入嗣大统,是为世宗。登基前后,因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权臣引宋濮安事强令世宗皇帝尊亲生父母为皇叔父母,导致大礼议之争。 最终世宗扫灭宦官和权臣势力,总揽朝纲。

    1534年后世宗

    明世宗朱厚骢即嘉靖皇帝

    即不视朝,但仍悉知帝国事务,事无巨细仍出于世宗决断。世宗信奉道教,信用方士,在宫中日夜祈祷。先是将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邵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 1542年十月,乾清宫发生杨金英、邢翠莲等宫女十余人与宁嫔王氏趁世宗熟睡之际企图将其勒死,史称壬寅宫变。此事后,直至世宗驾崩前一晚,世宗迁离大内移居西内。

    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方鞑靼趁明朝衰弱而入据河套。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进犯大同,宣大总兵仇鸾重金收买俺答,让其转向其他目标。结果俺答转而直攻北京,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后西去,明朝军队在追击过程中战败,此为庚戌之变。东南沿海由日本浪人与中国海盗组成的倭寇与沿海居民合作走私,先并且后袭扰山东、浙江、福建与广东等地区。 戚继光与俞大猷平定浙闽粤等地的倭寇,为隆庆开关奠定基础。 另葡萄牙人于1557年移民澳门,但及至明亡,葡萄牙人及澳门始终为广东布政司香山县管辖。1566年明世宗驾崩,皇太子朱载垕即位,即明穆宗,年号隆庆,翌年为隆庆元年。

    明朝改革与中兴

    参见:隆庆新政张居正改革万历中兴

    张居正

    明穆宗即位后启用在藩邸的老师高拱、张居正。隆庆初年,位处执政之首的世宗旧臣徐阶策动朝官弹劾高拱,高拱辞官回乡。高拱亦不甘示弱,一年后策动朝官弹劾徐阶。徐阶也被迫正式退休。朝廷的实际政务渐渐落到了张居正的手上。隆庆末年,高拱回朝出任内阁首辅。

    隆庆朝名臣名将荟萃,陆上与蒙古达成和议,史称俺答封贡;海上开放民间贸易,史称隆庆开关; 因为这两项措施,明朝又重现中兴气象,史称隆庆新政。

    1572年,明穆宗因中风突然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 由于年幼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因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张居正则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 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督蓟、昌、保三镇练兵镇守长城,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张居正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 张居正整顿朝正,改革体制,史称万历中兴。

    1577年秋,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常理他需要丁忧,但张居正以为改革事业未竟,不愿丁忧。他的政敌借此大做文章,史称夺情之争。最后在明神宗和两太后的力挺下张居正被夺情起复,使得其改革并未被中断。但是,这成为了他的政敌之借口。同时张居正利用职权让亲子通过科举进入翰林院。张居正死后被反对改革的政敌清算。张府家属被囚禁于内,饿死十余口,生前官爵也被剥夺。

    明朝日落西山

    参见:万历怠政万历三大征东林党争国本之争晚明三大疑案明末农民起义

    张居正死后初期,明神宗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在位期间有东林党争、国本之争等重大事件,对外有朝鲜之役与萨尔浒之战。万历一朝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

    万历皇帝

    国本之争主要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 。明神宗迟迟不立太子, 令群臣忧心如焚。直到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 明神宗于国本之争对大臣极度不满,自1587年后,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作为报复,仅处理一些重要事件。 自1588年后,早朝也经常看不到他,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

    东林党源于顾宪成组办的东林书院。东林党争起因是内阁缺人,顾宪成极力主张颇有政绩的淮扬巡抚李三才入阁,结果被反对李三才入阁的势力抹黑漫骂,东林党因此兴起,朝中其它各党便集中火力攻击东林党。阉党专权后,东林党更受到严重打击,直到崇祯年间东林党才重新被启用。

    在东北,由于深受明神宗信任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后期腐化堕落,大肆谎报军情,骗取军功封赏,军事打击目标上偏袒努尔哈赤势力,致使明末边患严重,并最终导致清朝入主中国。由于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 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 明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明廷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 因此《明史》言:“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在军事方面,以万历三大征最为功勋卓著,三战皆胜以巩固明朝边疆、守护朝鲜王朝,但也消耗了明朝国库存银。 1617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反明,两年后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后金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1620年,明神宗驾崩。 其长子朱常洛登基,为明光宗,明光宗仅在位一个月,八月二十九日,又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九月一日五更时猝死,时年39岁。

    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

    明熹宗继位,改元天启。在位期间政治更加腐败黑暗。明熹宗早期大量启用东林党人,加剧东林党争,明熹宗因此对朝政失去耐心,魏忠贤趁机干预政治,拉拢齐楚浙党,号为阉党。1624年后,阉党把握朝政,魏忠贤擅权跋扈,爪牙遍布全国,并大肆打击东林党,借“梃击案、 红丸案、 移宫案 ”为由,唆使其党羽伪造《东林党点将录》上报朝廷, 1625年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大量东林党人入狱,甚至处死,天启年间的朝政混乱导致内忧外患加剧。

    1626年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厂火药库发生王恭厂大爆炸,造成2万多人死伤。当时东北方的后金逐步占领辽东地区。1626年,努尔哈赤率军攻打宁远,明军在袁崇焕的指挥下凭借坚城固守抗敌,最终击败后金军,并击伤努尔哈赤,史称“宁远大捷”。不久后,努尔哈赤死去,其子皇太极即位。

    1627年明熹宗不慎落水病重,不久因霍维华之药而驾崩,信王朱由检继位,即明思宗,年号崇祯。 崇祯即位后,锐意铲除阉党改革朝政。他下令停建生祠,逼奉圣夫人客氏移居宫外,最后押到浣衣局处死。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守陵,魏忠贤于途中与党羽李朝钦一起自缢,明思宗将其首级悬于河间老家,阉党其它分子也被贬黜或处死。 然而崇祯用人多疑、刚愎自用、举棋不定导致局势愈加糜烂。

    自杀殉国的明思宗烈皇帝朱由检

    1629年皇太极改采绕道长城以入侵北京,袁崇焕紧急回军与皇太极对峙于北京广渠门。经六部九卿会审,最后杀袁崇焕, 史称己巳之变。其后皇太极多番远征蒙古,终于在六年后 彻底击败林丹汗,次年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并五次经长城入侵明朝北直隶、山东等地区,史称清兵入塞。当时北直隶连年灾荒疫疾,民不聊生。 辽西局势亦日益恶化,清军多次与明军作战,最后于1640年占领锦州等地,明军主力洪承畴等人投降,明朝势力退缩至山海关。

    明中期之后时常发生农民起事,崇祯时期朝政混乱与官员贪污昏庸;与后金的战争带来大量辽饷的需求以及清兵的掠夺;以及因为小冰期气候变冷,农业减产带来全国性饥荒, 这些都加重明朝百姓的负担。1627年,陕西澄城饥民暴动,拉开明末民变的序幕,随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事,最后发展成雄踞陕西、河南的李自成与先后占领湖广、四川的张献忠 。1644年李自成建国大顺,三月,李自成率军北伐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最后攻克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 明朝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结束。

    明朝南明与明郑

    参见:清军入关南明满清大屠杀明郑时期郑成功收复台湾清收复台湾之战

    逼死坡“明永历帝殉国处”石碑

    北京沦陷后,史可法等人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弘光政权,即弘光帝,弘光帝死后,鲁王朱以海于浙江绍兴监国;而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人的拥立下,于福建福州称帝,即隆武帝。 而两个南明政权为争夺正统地位互相攻伐。1651年在舟山群岛沦陷后,鲁王朱以海在张名振、张煌言陪同下,赴厦门依靠郑成功,不久病死在金门。隆武帝屡议出师北伐,因得不到郑芝龙的支持而无疾而终。1646年,清军攻占浙江与福建,鲁王逃亡海外,隆武帝于汀州逃往江西时被俘,绝食殉国,郑芝龙向清军投降,然而由于其子郑成功反清而被清廷囚禁。朱聿键之弟朱聿鐭在广州受苏观生及顾元镜拥立,即绍武帝,于同年年底被清将李成栋攻灭。同时间桂王朱由榔于广东肇庆称帝,即永历帝。

    在台湾抗清的郑成功

    6年永历政权获得瞿式耜、张献忠余部李定国、孙可望等势力以及福建郑成功势力的支持下展开反攻。同时各地降清的原明军将领先后反正,如1648年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广西耿献忠与杨有光率部反正,一时之间南明收服华南各省。 然而于同年,清将尚可喜率军再度入侵,先后占领湖南、广东等地。两年后,李定国、孙可望与郑成功发动第二次反攻,其中郑成功一度包围南京,但最后因内部孙可望叛变及反清势力鞭长莫及与之间的貌合神离最终导致节节败退。1661年清军三路攻入云南,永历帝流亡缅甸首都曼德勒,被缅甸王莽达收留。后吴三桂攻入缅甸, 莽达之弟莽白乘机发动政变,杀死其兄后于8月12日发动咒水之难,杀尽朱由榔侍从近卫, 朱由榔最后被吴三桂所杀,南明亡。

    李自成余部在湖南抗清失败后,转移到川、鄂山区进行活动,在夔州府以东地区继续抗清,称为夔东十三家军。 1662年清军开始攻打,到1664年首领李来亨被杀而亡。郑成功在南京之战失败后退回金厦,于1661年率军攻占荷兰占据的台湾,定都东宁 。其子郑经曾参与三藩之乱,率军参与反攻失利。1683年,康熙帝命施琅进攻明郑。施琅大败刘国轩攻克澎湖,给台湾造成战略威胁,最终郑克塽剃发降清,明朝宁靖王朱术桂携五妃自杀殉国,最后一股抗清势力覆灭。

  • 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建国号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表示承袭自韩山童、韩林儿父子的“大小明王”之号,又称皇明,史称明朝明代,清朝时称之为前明

    大明国号来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与宗教有关,吴晗等人认为,大明国号的源头是明教,此说后来被金庸等作家采用,而胡阿祥等认为此国号出自白莲教,而源头则是佛教。朱元璋手下有一部分明教徒,用“明”作国号以示正统地位,也同时应和明教中的“明王出世”预言。 其次,以明喻火,根据五德终始说,表示明朝取代元朝是以火克金。 又因皇室姓朱,称朱明。1644年北京陷落后,南方各地先后拥立明朝宗室建立朝廷,沿用大明的国号,别称南明后明,奉大明正朔的郑成功和郑经在台湾建立的政权又称为明郑

  • 明朝领土范围

    《明史·志第十六》:“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於独石,世宗时复弃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贽,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属者,不在此数。呜呼盛矣!“

    明初宣德八年版图

    明朝北方

    明初在与蒙古边境一带设置四十余个卫所为边防前线,包括东胜卫、开平卫、大宁卫等皆为明朝边防重地,其走向大致为阴山、大青山、西拉木伦河一线。永乐以后,由于天气转寒,农耕不济,致使边境逐渐南移。明中期,随着蒙古复振,边境再次内迁,并修建长城以防御蒙古,在长城沿线设九边重镇 加强防御,长城也成为当时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

    明朝东北

    明初版图(苍天熊猫制图)

    朱元璋置辽东都司经营辽东,后朱棣招抚女真部落,于永乐九年(1411年)设奴儿干都司, 共辖130多个卫所。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撤回在奴儿干的流官驻军,不过之后女真仍奉明朝为主,至万历年间卫所增加至384个。晚明,后金崛起后逐渐取代了明朝对东北的统治,并进占辽东。

    东北邻国高丽于元明之际大肆扩张领土,通过招谕、剿杀、驱赶女真部落,使本国疆域不断向北推进,1393年朱元璋内迁铁岭卫,默许取代高丽的李氏朝鲜占据鸭绿江以东、图们江以南的地区。

    明朝西北

    明初于西北先后设有哈密、沙州 、安定、阿端、曲先、赤斤蒙古、罕东左等卫,明朝西北疆界抵达今新疆东部哈密。 成化八年(1472年)哈密卫被吐鲁番攻陷,后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兴复。 弘治年间三失三复,嘉靖七年(1528年)后嘉峪关以西皆为吐鲁番所据 。

    明朝西南

    1370年,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率吐蕃诸部归降,后于青藏地区设乌思藏、朵甘卫指挥使司,采取广行招谕、多封众建、因俗以治的治藏政策。 在完成藏区的统一后,明太祖要求藏民输马作赋、承担徭役,或蒸造乌茶、输纳租米,强调“民之有庸,土之有赋,必不可少”。 1407年,明成祖派遣刘昭、何铭等人前往藏区设置驿站,1414年,又遣中官杨三宝往藏区招谕各土官恢复驿站,经多年努力终使往来西番的驿道安全畅通。

    永乐极盛疆域图

    1382年,明军平定云南全境,除正式府州外另设有三宣六慰,永乐年间増设底兀刺、大古刺、底马撒三个宣慰司,统治范围包括今缅甸、老挝大部及泰国西北部抵达孟加拉湾,中后期这些地区多因鞭长莫及所弃或为周边国家所并。

    1406年,明军进攻安南,南限达到日南州一带。次年设置交趾布政使司,安南正式成为明朝的一个行政区,下设府十五、州四十一、县二百零八,共得三百一十二万人民。 后因当地势力反抗激烈,1427年明朝罢交趾布政使司,放弃安南。 安南再次脱离中国独立,建立后黎朝。

    明朝东南

    1553年葡萄牙租借澳门,获得停泊船只权,1557年取得居留权,葡萄牙人要向明政府交付租金,明朝依然拥有澳门主权。

    1624年荷兰殖民者进入台湾南部,筑热兰遮城。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进入台湾北部。1642年荷兰赶走西班牙,占领台湾大部。1661年,郑成功进攻台湾,次年驱逐荷兰人,攻占台湾。

    明朝疆域变迁  
    1424年明朝疆域1435年明朝疆域1583年明朝疆域

    明朝行政区划

    明代行政区划(liucheng制图)

    明代行政区划(liucheng制图)

    洪武九年(1376年)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省”。1370年于各省设置一都卫,1375年改为都指挥使司。1427年弃安南后,明朝在全国设置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包括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以上为北五省)、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上为中五省)、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以上为南五省)。共设置16都司、5行都司、2留守司。其中十三个是与布政使司同名的都司,其它三个是万全都司、大宁都司和辽东都司。

    五行都司是陕西(治甘州卫,今张掖)、四川(治建昌卫,今西昌)、湖广(治郧阳卫,今湖北郧县)、福建(治建宁府,今建瓯市)、山西(治大同府)。两留守司是洪武年间设置的中都留守司(今凤阳)和嘉靖年间置于承天府(今湖北钟祥)的兴都留守司。

    此外,在政教合一的青藏地区设有乌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在东北女真部落设奴儿干都司,下辖131卫,至万历年间增至384卫;另有置于嘉峪关以西地区的西北八卫,以上均属羁縻卫所,与内地的都司、行都司性质不同。 明朝最后有140府,193州,1138县,493卫,359所。

  • 明朝内阁

    明朝初期名臣

    明朝初期名臣

    1380年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朱元璋亲理政务,一度力不从心,故设立四辅官来辅佐政事,但这项制度效能不彰,1382年七月被废。十一月,仿宋制,置华盖殿 、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设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品秩皆为正五品。明成祖登基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由此成立内阁。 内阁只为皇帝的顾问,奏章的批答为皇帝的专责。内阁大学士一职多以硕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担任,只照皇帝意旨写出,称“传旨当笔”。明仁宗增置谨身殿 大学士。宣宗时期,由于杨溥、杨士奇、杨荣等三杨入阁,宣宗批准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称为“票拟”制度。明初,内阁无实权。之后内阁地位逐渐升高,权限逐渐增大,到明世宗时,内阁终跃至六部之上。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自此,内阁成了中央最高的的决策机构。

    明朝六部

    明朝在中央和南京各设置吏、户、礼、工、刑、兵六部,与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加尚书侍郎各一。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丞相之职,取消中书省。六部因此地位得到了提高。每部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原有的各科尚书降为郎中。各部尚书和侍郎的官阶也上升。其中以吏部 最为重要,户部人员最多。礼部 与工部 地位较低,而在南京六部除兵部 、户部 外,其他四部基本没有没有实权,是被排挤出中央的官员的“养老之地”。

    明朝监察机构

    明朝中后期名臣

    朱元璋为吴王时,始置御史台,设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1380年,明朝中后期名臣罢御史台。1382年更置都察院,设监察都御史八人。分监察御史为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十二道,各道置御史三到五名,称为十二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都驻在京师,有事带印出巡,事毕回京缴印。1403年,改北平道为北京道。1420年,罢北京道,增设贵州、云南、交趾三道。1425年,称行在都察院。1435年,罢交趾道,始定为十三道。正统年间去“行在”字。

    明朝六科

    六科,负责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洪武六年,设给事中十二人,秩正七品,始分为六科,每科二人。洪武二十四年,更定科员,每科都给事中一人,正八品。六科官职品级虽低,然职权很高。他们有“封驳权”,可以不赞成皇帝的意旨。该制度发挥了一定的改善朝政作用。

    明朝五寺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和鸿胪寺。大理寺与刑部和都察院合为三法司,其职权与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九卿之一。其余四寺卿职权较低。太常寺负责祭祀礼乐,隶属于礼部;太仆寺管理马匹,隶属于兵部;光禄寺负责寿宴、进贡等,隶属于礼部;鸿胪寺负责朝会、宾客(外吏朝觐,诸蕃入贡)、吉凶仪礼。

    明朝厂卫机构

    明朝文、武将补服

    明朝文、武将补服。明朝主要的情报机构包括锦衣卫、东厂和西厂,武宗时期还一度设有内行厂。锦衣卫设立于洪武十五年,负责侦查国内外情报,直接对皇上负责,拥有可以逮捕任何人,并进行秘密审讯的权利。东厂成立于永乐十八年,主要职责就是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 西厂设立于明宪宗时期,首领为汪直。1482年后被废。其后又被武宗短暂恢复。内厂设于明武宗时期,任务是牵制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的权利,防止它们三个机构相互勾结权利的扩展,是朱厚照为政的另一种手段。首领为宦官刘谨,刘谨伏诛后,内厂与西厂同时被废,仅留东厂。

    明朝其它机构

    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明仁宗之后,三公皆为虚衔,为勋戚文武大臣加官、赠官。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只有永乐年间明成祖以姚广孝专为太子太师,留辅太子,自是以后,终明一代皆为虚衔。 他们名为辅导太子,但实际上辅导太子的机构是詹事府。詹事府下设两坊、一局、一厅。此外还有太医院,太医院附属有生药库和惠民药局。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由宦官所担任)。亲军上直二十六卫,除锦衣卫设有南北两个镇抚司,其他二十五卫各设有一个镇抚司,已上俱不属五军都督府管辖。女官,洪武五年,定为六局一司。永乐后,职尽移于宦官,只保留少数女官。

    明朝法律

    《大明律》第一次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明孝宗的修律,更将“不因言杀人”写入律法。大明律是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备受推崇的法律奠基,近代的欧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从《大明律》中受益颇多。朱元璋很重视立法工作,早在政权初建的吴元年(1367年),就命令李善长等人修订法律,当年修成,又派大理寺卿周桢等人训释含义,定名《律令直解》,颁行吴国控制的长江中游下地区,这是明代立法的开始,以后又经过洪武六年、九年、十六年、二十二年历次修律,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律诰》三十条附在律后,历经三十余年修订的《大明律》终告完成。律定之后,朱元璋亲自下诏,“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因此《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奉行不辍的根本大法,还直接影响到后代的《大清律》。

    《大明律》的立法技术十分严谨,完全可以与《唐律》比肩。从体例上讲,明律沿袭晚唐两宋将律文分“门”的做法,全律共三十卷(门),其中《名例律》一卷四十七条列于篇首,又按照行政机关六部的设置,将其余二十九卷分别归入六部名下,分为《吏律》的职制、公式二卷三十三条,《户律》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市廛七卷九十五条,《礼律》祭祀、仪制两卷二十六条,《兵律》宫卫、军政、关津、厩牧、邮驿五卷七十五条,《刑律》盗贼、人命、斗殴、骂詈、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十一卷一百七十一条,《工律》营造、河防二卷十三条。整部法典一共四百六十条,大体与唐律持平,而按照行政机构排列的方法,比唐律十二篇更加方便查找,这是中华法系法典建设方面的一大发展。

    《大明律》的立法思想仍然本着“明礼导民”、“崇尚简易”等儒家传统精神,字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其特点只有在和唐律的比较中才能表现出来。清代人薛允升在《明唐律合编》中提出,明律较之唐律,“轻其轻罪,重其重罪。”也就是对伦理罪处刑比唐律轻,比如隐匿丧事,唐律流二千里,明律仗六十;而对反逆、强盗等罪则处刑明显比唐律重,比如三谋(反、大逆、叛)罪,唐律首斩从绞,株连家属不处死刑,明律则本人凌迟、三族内成年男子一律处斩,强盗罪,唐律不得财徒刑二年,得财者还要分等处刑,明律不得财仗一百流三千里,得财者首从皆斩。类似得例子还有很多。

    伦常犯罪侵犯的大都是家族的内部秩序,唐初胡风犹盛,不得已在法律方面严防死守,几百年之后汉人民间已经彻底皈依了儒家秩序,加上宋明理学虽然没有解决什么大问题,对个人私生活却影响不小,违反伦常行为的压力大部分被道德承受了去,因此法律无需过分严厉。如果看到朱元璋在基层的作为(下祥),就更能明确这一点。另外元代不屑于汉人伦常,元代法律对风俗犯罪惩罚偏轻,明代也延续了这个传统。

    “重重”的现象也是几百年发展的结果,晚唐刑罚就已经偏重,五代酷法、宋代“严惩盗贼”,均比唐律偏重。原因仍然如前面分析宋代法律时所说的,皇权控制社会的广度不够,只能加重控制力度,才能保证金字塔结构的高度。这个分析对《大明律》也适用。实际上《大明律》律文反映出来的仅仅是一种倾向,看完下面对《大诰》的分析,这一点将更加明确。(说句题外话,研究法律固然要看律文,但仅仅看律文是不够的,君主为了装点门面,标榜“用刑宽恕”,正律往往偏轻,造成律文和实际脱节是正常现象。比如《大明律》中其实没有凌迟一刑,但凌迟却显然没有从明代司法实践中消失。)

    明初,朱元璋还颁布了《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条,也分吏户礼兵刑工六令。后来大半为《大明律》吸收,也有少数沿袭到明代中后期。但是除此以外,唐宋时期的令、格、式、敕等单行法形式在明代都消失了!朱明王朝的后代皇帝都谨守祖制,决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和宋代不断发令编敕、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商品经济变化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这些消失的法律形式中,明律的保守性质体现的十分明显。

  • 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卫有军队五明朝皇帝御图集。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后渐无法维持,军人生活水平及社会地位日渐低下,逃兵也逐渐增加,军备因此逐渐废驰 。

    明朝皇帝御图集

    在嘉靖年间,应付倭寇之乱时,将领戚继光在浙江地区采用招募民兵加以训练的方式,来取代不堪的卫所兵。正因为明朝正规军卫所军的不堪用,故这些民兵,成为在明朝后期逐渐担负起维持明朝有效统治的作战部队,而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戚继光的召募以浙江人为主的戚家军、李成梁李如松父子麾下的辽东铁骑及袁崇焕所召募以辽东人为主的关宁铁骑 。

  • 明朝农业

    明代中后期,农产品呈现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趋势。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成为粮食进口区,其它一些地方则靠供给粮食成为商品粮食出口区。

    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步,常思患粮食不足……区域内调剂甚繁。但整个区域仍有不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栗” 。

    一般粮食作物的种植,主要有稻、麦、粟、梁、黍、菽等多种谷类;某些本来可以自给的区域,由于手工业的发展,非农业人口的剧增,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使本地生产粮食不能满足需求,因而每年需从外地输入大量粮食。

    不少土地主缙绅也逐步将资金投向工商业,“富者缩资而趋末”,以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为名号的商帮亦逐渐形成,并在一定地区和行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人口转为工商业者的数量急增。

    明朝工商业

    景泰蓝瓷器

    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方面,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明朝民间的手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却不断萎缩。

    明朝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一些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

    晚明时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当英国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算巨富时,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明朝城市化

    在商业都市的发展规模、人口城市化状况和市场化程度方面:16世纪的欧洲城市规模较小,1519年至1558年时期,拥有2万至3万人口即可称为“大城市”。从城市规模和人口比例看,晚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反倒稍高一些。 据伊懋可的数据,中国城市人口在明末占总人口的6%至7.5%。据曹树基的估计,1630年时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8%,略高于清代城市化率的7.4%,晚明城市人口约达1536万人。

    明朝人口数量

    明代户口峰值出现在晚明,但对于具体时间与人口数,不同学者有不同说法。易中天认为明末人口六千余万 ;赵文林、谢淑君认为明朝于1626年达到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一亿人左右 ;王育民认为万历年间明朝人口达到峰值,实际人口在1.3亿人至1.5亿人之间 ;何炳棣认为1600年实际人口达1.5亿 ;葛剑雄认为1600年明朝约有1.97亿人,并推测1655年明清之际人口谷底约为1.2亿人 ;曹树基认为1630年明朝达到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有1.9251亿人,1644年实际人口约有1.5247亿人 ;而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则认为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大约有1.6亿人 。

    明朝户口流动表

    年代

    户数

    口数

    备注

    洪武十四年(1381年)

    10654362

    59873305

    -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1068443556774561-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10652870

    60545812

    实际人口达七千万

    建文四年(1402年)1062677956301026-

    永乐元年(1403年)

    11415829

    66598337

    此为官方统计的户数峰值

    永乐二年(1404年)

    9685020

    50950470

    -
    永乐十年(1412年) 1099243665377633-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1006608052468153-
    洪熙元年(1425年)994056652083651-
    宣德十年(1435年)970249550627569-
    正统十四年(1449年)944717553171070-
    景泰七年(1456年)944717553712925-
    天顺八年(1464年)910725060499330-

    成化十五年(1479年)

    9210690

    71850132

    此为官方统计的人口峰值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921414465442680-

    弘治四年(1491年)

    9113446

    53281158

    -

    弘治十五年(1502年)

    10409788

    50908672

    -

    弘治十七年(1504年)

    10508935

    60155835

    -
    正德元年(1506年)915177346802050此为官方统计的人口谷底
    正德十年(1515年)938314862573730-
    正德十五年(1520年)939997960606220-
    嘉靖元年(1522年) 972165260861273-
    嘉靖十一年(1532年)944322961712993-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959925863401252-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160935063344107此为官方统计的户数谷底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963839663654248-
    隆庆元年(1567年)1000885062537419-
    隆庆二年(1568年)1000885062537419抄旧,即户部官员连年照抄户口数。
    隆庆三年(1569年)1000885062537419抄旧
    隆庆四年(1570年) 1000885062537419抄旧
    隆庆五年(1571)1000885062537419抄旧

    万历六年(1578年)

    10621436

    60692856

    -
    万历三十年(1602年)1003024156355050.5口半,即“五分丁”,此年垦田面积达11618948倾,为明代之最。 

    泰昌元年(1620年)

    9835426

    51655459

    -

    天启元年(1621年)983542651655459抄旧
    天启三年(1623年)983542651655459抄旧
    天启五年(1625年)983542651655459.5抄旧,口半。
    天启六年(1626年)983542651655459.5抄旧,口半。

    注:本表数据出自《明史》、《明实录》。

  • 参见:明朝文化、明朝服饰、西学东渐

    明朝思想文化

    王阳明

    哲学思想上,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强调“致良知”及“知行合一”,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 而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更进一部的强化此方面的论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义,而李贽则更肯定“人欲”的价值,认为人的道德观念系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现追求个体价值的思想。因西学东渐使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也开始流行。明末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异族的侵略,哲学家开始更多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

    晚明书院的兴盛冲击了官学的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在书院讲学之际借机批评时政,如曾讲学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高攀龙,就常讽刺时政,也使东林书院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中心,进而导致东林党争。当时学者也会借用寺庙周边的空地举行“讲会”,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

    明代书院的自由探讨辩论学风,是当时最开明进步的学术交融方式,在古老的中国书院里,不同流派的思想可以在此平等交流。明朝人视学阀为耻,将以权力压制民意视为卑劣,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权倾朝野的大首辅也不例外。

    明朝文学

    明代文学以小说达到的艺术成就最高,创作了大量的以历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的话本、拟话本。一些文人加工改写了宋元话本,还创作拟话本。“三言”、“二拍”就是这种话本和拟话本的代表作。

    冯梦龙

    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三部——《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与小说《金瓶梅》就是出于明朝。 冯梦龙加工编辑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写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与“三言”类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凌蒙初编著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发现的《型世言》(陆人龙编著)。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著名文人有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张岱、吴伟业等人。散曲家则有王磐、冯维敏、薛论道、陈译、康海等人。

    万历时期,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有以公安袁宗道、袁宏道与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他们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各个不同的时代,即有各种不同的文学。竟陵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主张独抒性灵,并且乞灵于古人,目的为“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

    明朝戏曲

    明前期,元代以来绚丽的杂剧奇葩一度中衰。明中叶后,随着城镇经济的繁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戏曲又出现了新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明代剧作中最负盛名的是《牡丹亭》。

    在明代,流行的戏曲唱腔中,主要有弋阳腔和昆山腔(昆腔)。昆腔本局限于吴中。嘉靖年间,著名音乐家魏良辅对昆腔进行改革,使它既集中表现了南曲的清柔婉转的特点,又保存了部分北曲激昂慷慨的声腔,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一种戏曲音乐。

    明朝书法

    明朝朝廷极力推崇书法,明朝书法以行书和草书为主。明初书法陷于台阁体泥沼,沈度学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二沈书法被推为科举楷则,于是台阁体盛行。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与唐寅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有名的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与倪元瑞等。

    明朝诗文

    明代诗文数量却浩如烟海,不仅作家众多,而且各成流派。永乐至正统年间,文坛上出现了以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的“台阁体”诗派。明中叶,在反对台阁体冗沓文风的斗争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崛起,继而又有嘉靖、万历间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雄踞文坛。他们以复古为号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当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兴起时,文坛上又相继迭起“唐宋派”和“公安派”。

    明朝绘画

    明代绘画精选

    明代绘画精选

    明初,宫廷画家居画坛主流。15世纪中叶,江南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吴门四大家”崛起。他们广泛吸取了唐、五代、宋、元诸派之长,形成了各具特殊风格的绘画艺术,又被后世称为“明四家”。嘉靖时,杰出画家徐渭,自辟蹊径,创泼墨花卉。万历年,吴门画家张宏开启实景山水写生之先河,在继承吴门画派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画面清新典雅,意境空灵清旷(《明画录》记载)。明末还有人物画家吴彬、丁云鹏、陈洪绶、崔子忠、曾鲸,花鸟画家陈淳等。

  • 明朝造船技术

    明朝初期承继了宋元的科技优势,其造船科技更是首屈一指的。明朝建造的船设计精良,装备齐全,最大的船能够长约147米,阔约60米,能够容纳1,000名船员,且最大的船能有9个 桅杆。相比数十年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乘坐的船只长约30米,四个桅杆比较,可以见到明初科技的先进程度。

    中国发明的罗盘亦于此时传入欧洲,使欧洲人能够发现新大陆。明中晚期,因皇室的禁止、官员不理会发展科技等因素,明朝开始落后于欧洲国家。伴随着西学的传入,中晚明的科学技术出现了新的进步。中晚明科学著作众多,倒如 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宋应星的《 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方以智的《 物理小识》、程大位的《 算法统宗》、吴有性的《 瘟疫论》、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这些明朝科学家几乎都是明朝有功名的士子。而 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合乎现代科学的解释,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并通过空气传播,同水波相类似,与现代理论非常相似。方以智则在《物理小识》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在《物理小识》中正确地解释了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 孙云球制造 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从这些些来看,明朝的科技在当时来说是作了很多的改进,有很多的突破。

    而日用品也有科技上的突破,如于谦作的《咏煤炭》说明了明代 煤已经十分普遍。而明朝宗室在科技上也有极大的 贡献,明宗 朱载堉在世界上第一次正确地提出了 十二平均律,并在数学、天文学方面亦多有建树、贡献;明初周王朱橚眄把四百余种植物种于府内,并让王府画工将植物绘图编制成书,名为《 救荒本草》,对灾时的济民很有帮助。《救荒本草》共记有植物414种,并详细描述了各种植物的形态、产地、生境、可食用部位和食用方法,是生物学历史上的重要书籍,亦是明朝农学上的一大突破。中晚明的军事科技也有所进步,各种新式火器大量涌现。西方的佛郎机火炮、 红衣大炮都迅速在中国制造和使用。还有一些专门的火器论著出现,如 茅元仪所著之《 武备志》。这些火器在对抗 倭寇及 满清时起了极大作用。

    明朝末期,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在他们传播教义的同时,也大量传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中国的科学发展因为趋于缓慢,所以落后于欧洲。随着西学传入,使得中国少数的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值得其学习。但这些改变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而当时传入中国的学问非常多样,也有一些士大夫着手与传教士合作 翻译西方书籍或著书介绍西学,例如 徐光启就曾与利玛窦合译了 几何原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时,基于双方文化的歧异及认知方面的不同,也引发了一些冲突,例如南京教案等。

    当时的 意大利 传教士 利玛窦进入中国传教之余,还介绍了西学,这些西学如 天文学、 地理学、 数学及 医学均是在这段期间传进中的。

    明朝在军事科技方面也做了不少改进,例如明初已经普遍装备了火铳枪,还出现威力巨大的火炮。明中叶时,已经装备当时最先进的兵器 佛朗机炮和火绳枪,到了明末,最先进的武器就成了 红夷大炮了,明朝于1621年引入红夷大炮,于1625年开始使用,于1630年大量生产。例如松江6个月内就能生产400门 红夷大炮,可见其科技的先进性。明朝还大大的改良红夷炮,甚至发明新的火炮。除此以外,各类弹道研究都很快得到发展。而日本要到17世纪才认识大炮,直到明治维新前大炮仍然依赖进口。

    明朝天文学

    公元14世纪的《白猿献三光图》载有132幅云图,并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绝大部分与现代气象学原理相一致。而欧洲要到公元1879年才出现只有16幅的云图。1383年,明朝首先于 南京设京师观象台,为首个明朝观象台。1439年,张仪建造了浑天仪,并置于 京师。浑天仪是根据学说 浑天说用来展示出 天体在天球上的各种运动及测量黄道及赤道坐标差的仪器。1442年,明朝于北京设立了首个观象台1607年,李之藻完成了《浑盖通宪图说》,是用作介绍 天象的。1634年,明朝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天文望远镜,名为 筩,其意思为筒,而天文望远镜外形如筒一般。1634年,在礼部尚书徐光启的领导下,大明完成编纂《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书中采用第谷创立的天体系统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亦对哥白尼的学说做了介绍并大量引用其在《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

    明朝数学物理

    1450年,吴敬完成了《九章算法比类大全》。

    1584年,朱载完成《律吕精义》。

    1592年,程大位完成《算法统宗》,是最早记载使用 珠算计算方法计算平方和立方。

    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

    1613年,李之藻根据欧洲人 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与中国 程大位的《算法统宗》重著,并完成《同文算指》。

    于1637年,宋应星对 声音的 产生和 传播作出了与 现代相似的 理论,认为声音是由急速 移动撞击 空气或物件 振动而产生,声音则则是通过 空气来传播的,同现代理论非常相似同年,方以智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独立存在的时空观念。同年,方以智解释蒙气差(现称大气折射)现象。

    明朝医学

    1406年,朱棣编成了《普济方》,是一本关于方剂嘅医学文献,由明朝周定王朱橚、教授滕硕及长史刘醇编辑。

    1567年,在宁国府太平县试行痘接种方法来预防天花疾病,后来更加传入欧洲。

    1596年,李时珍完成《本草纲目》,一部中国本草学大成的著作。

    1601年,杨继洲完成《针灸大成》,后来由靳贤补辑重编。

    1617年,陈实功完成《外科正宗》,共四卷。

    1624年,张景岳完成《类经》,张景岳的代表作之一,继隋朝杨上善的《太素》,又一个对《内经》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

    于1641年,吴游性完成《瘟疫论》,又称《温疫论》,是中国首部研究急性传染病的医学书籍。

    明朝农学

    1376年,俞宗本完成《种树书》,解释如何种树、种树须知等。

    1406年,朱橚完成《救荒本草》,是一部植物图谱,救荒本草描述了植物的形态,展示了明朝当时植物分类的概况。

    1511年,明朝开始种植玉米。

    1547年,马一龙完成《农说》。

    1582年,番薯传进明朝,使人口开始爬升。

    1596年,屠本畯著完成海洋生物主题书《 闽中海错疏》,本着记述明朝 福建沿海多种水产动物的形态、生活环境、习性和分布。

    1608年,喻仁和喻杰合作完成《元亨疗马集》,是明朝兽医学书籍中内容最丰富、流传最广的一部兽医著作。

    1617年,赵蛹完成《植品》。

    1628年, 徐光启完成《农政全书》,这部书总结了中国古代许多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技术,并引用了古代著作和文献多达三百多种。

    明朝地理学

    1425年,郑和航海图完成,原载于明茅元仪编《武备志》卷二百四十。

    1536年,黄衷完成《海语》。

    1565年,胡宗宪完成《踌海图编》,主要记录中国与日本的海上交通及于韩国抗倭的历史。

    1602年,利玛窦进献《坤舆万国全图》,图中包括欧逻巴、利未亚(即非洲)、南、北亚墨利加、墨瓦蜡泥加(即南极洲与澳洲)。此图在晚明的地理著作中得到了大量应用。

    1639年,顾炎武始著《肇域志》,他于此年开始大量搜索史籍、实录等资料。

    1640年,徐宏祖完成《徐霞客游记》,是中国著名旅游家、地理学家徐弘祖的旅游日记,记录了他曾到访的地理等资料。

    明朝化学化工

    1521年,四川嘉州建成明朝首个石油井。

    1596年,明朝发明火爆法采矿技术。

    1596年,李时珍于《本草纲目》记载了约二百七十六种 无机 药物的化学性质,及 蒸馏、 蒸发、升华等科学技术。

    1637年,宋应星于《天工开物》,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巨著,有人称它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天工开物中,宋应星把 铅、铜、汞、硫等元素看成基本物质,而它们所产生的物质看作洐生物质,产生了类类现代化学元素类概念。方以智研发了烧焦炭的方法。

    明朝兵器

    1372年,制造碗口铳,相对于手铳来说铳身比较重,外形与口径都比较手铳大,必须架在木架上射击。

    1377年,制造手铳,形体较轻,口径比较小,可以安装入木柄以持以使用,类似手枪。

    14世纪,制造火龙出水。

    1453年,制造铜火铳,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

    1524年,制造佛朗机炮,原本由欧洲 葡萄牙传入的一种早期的后填装滑膛 加农炮。

    1549年,制造水底雷,为世界上最早的水雷。水底雷以木箱作为雷壳,油灰粘缝,以下面的绳索连接铁锚、控制深度,再以人手操纵击发,比较欧洲制造及使用水雷早了逾200年。于抗日援朝时,明朝海军使用了水底雷一举击沉日本一艘大型战舰,为世界历史上首次使用水雷取得实际战果,比较 日俄战争中的水雷战争早近3个世纪。

    1558年,制造较西番尤为精绝之 鸟铳,是以 火绳作为点火装置来击发的火器。

    1580年,戚继光自制自犯钢轮火,功能类似地雷。

    1590年,制造水底龙王炮,为世界上最早的水底定时爆炸物。水底龙王炮以牛脬作为雷壳,内里安装有黑火药,以香点燃作为引信,凭借燃烧时间来定时引爆水雷。

    1621年,出版茅元仪《武备志》,此书由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部分组成,于清乾隆年间被禁。

    1637年,制造 混江龙,与舰船直接接触而引发爆咋。制造铁壳地雷,为世界上最早由钢轮压火击引发爆炸的铁壳地雷。铁壳地雷被明朝陆军广泛地装备,并且于江浙地区多次使用其以重创 倭寇;欧洲到18世纪后才有类似的武器。

    翼虎铳:三管骑兵铳,用以伏路极便,缘其体短,可心藏匿,可以多放,手不离刀,急则可以当盾格斗,远近俱堪杀敌,又可自卫。

    制造虎蹲炮,长2尺,头由两只铁爪架起,外形像似蹲卧之虎。于开火前,需要先装填5钱重的铅弹或者石子上百枚,再使用一个重30两的大铅弹或者大石弹压顶,于发射时,大小子弹一同飞出,杀伤力惊人。该炮重量轻,体积小,尤其适合于 骑兵使 用战马直接驮带,由此催生了明朝陆军骑炮兵,也是世界历史上首支骑炮兵,领先了欧洲约200年。

    三桅炮船:仿制荷兰战船,巨型,水师主力,身高大,首昂尾翘,航行迅速,不惧风浪。树3桅,主桅高4丈,船长20丈,舱5层,船面设楼高如城,可容300人,配红夷炮8门,千斤佛郎机40门。

    吴三桂于1642年(崇祯十五年)捐红夷大炮一尊,名曰定辽大将军,此炮采用铁芯铜体铸炮法,在当时世界上属于领先的地位。

    《神器谱》,明,赵士桢,书中记载了明末军队使用的各式武器,显示了明朝先进的火器制造水平。

  • 明朝朝贡体系

    明朝建立后逐步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朝贡制度,到明成祖时期开创万国来朝的外交局面。

    下西洋与通西域

    明永乐南京绘《瑞应麒麟图》

    为宣扬国威和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 明成祖派郑和出使西洋。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次航海,访问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地区 。

    又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子鲁出使撒马儿罕、吐鲁番、火州等西域十八国,加强了明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明朝海禁与抗倭

    抗倭的戚继光

    元末明初,日本的武士、商人和海盗,经常骚扰中国沿海地区,被称为倭寇。 为防倭寇,朱元璋颁布了海禁政策。明朝中期,朝廷误以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 。合法的私人海外贸易,受到严厉限制。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奸商,与倭寇相勾结,共同走私、抢掠分赃,倭患愈演愈烈。

    明朝派戚继光到浙东抗倭。他率领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取得抗倭斗争的重大胜利。后来他又率军开赴福建、广东,与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连续重创倭寇。到1565年,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剿清。

    倭寇平息后,朝廷有鉴于对外贸易对沿海居民的重要性,逐步解除海禁,使民间走私贸易逐步正当化,国际贸易使中国进入了逐渐成形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明朝万历援朝战争

    丰臣秀吉统一全日本后,意欲占领李氏朝鲜。 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进攻朝鲜,朝鲜国王逃到义州并派使节向明朝求救。最终明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中日进行和谈。但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后,日本再次进攻朝鲜。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丰臣秀吉病逝,日军士气受挫,决定撤退本土,然遭中朝联军拦截,于露梁海战全歼来援日军,但邓子龙、李舜臣不幸战死殉国。 万历朝鲜战争是明朝最后的辉煌,奠定了之后三百年的东亚格局。

    明朝中西交流

    利玛窦

    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愈甚渴望对中国的往来。1513年,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对华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广州登陆,希望与明政府建交。后来经过几次海战,葡萄牙战败,明武宗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开设洋行,修建洋房,并允许他们每年来广州“越冬”。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正式性的登陆中国并接触中国。

    明末清初,欧西天主教士的东来,其最大的贡献,是将西方文化传人中国。以前宋元时欧西文化的东传,常是间接的、片段的、模糊不清的。唯明末清初的欧西传教士则是将西方的学术著作迢绎为中文,具体的介绍到中国来,许多事物理论,为当时中国人闻所未闻。

    利玛窦著有西字奇迹一书,系用拉丁拼音注读汉字。其后又有金尼合(Trigault Nicolas)着西儒耳目资一书,也是讲拉丁文拼音与注音的,其条理比西字奇迹更为完密,此为西人介绍拉丁文的最早著作。当时中国学人多受其影响,方以智之作通雅,即曾引述该书。荷兰人占据台湾,曾设学校,教授当地人学习拉丁文。当时士人的应用文件,都采用拉丁文,朋人称为「红毛字」。所以在明末清初,已有许多人懂得拉丁文。

  • 明代的社会风气一度差到什么程度?社会上性交易的活跃,促进了明代后期皇帝性生活的高频率发生,直至性变态。而这一切,老皇帝朱元璋应该承担责任,开国之初他恢复妓院,使秦淮河边发展成了中国古代第一“红灯区”、朱元璋的性开放态度,默许,甚至鼓励官员去嫖去包二奶,成为导致后来社会风气“变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的社会风气一度差到什么程度,明代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笑贫不笑娼,在明代表现特别明显。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本来便拥有随便玩女人特权的皇帝,自然色心大动,“与民同乐”。

    当时,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当然指有条件的)对生活质量都很讲究,如在中后期,女士很前卫,特爱赶时髦,男士则热衷性开放……如苏州文人祝允明、唐伯虎,便是当时的风流男人,他们行为一点不检点,吃喝嫖赌样样通。见到美女便会下手,唐伯虎点秋香至今仍很香艳。记录晚明男人召妓故事的《板桥杂记》,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

    明代的服饰很有特点,在当时颇成风尚,在当时众多爱美的小姐公子心里,都有“赶时髦”的观念。朱元璋刚当上皇帝不久,即着手消除元朝服饰的影响,恢复唐制,欲以汉文化来影响服饰和时尚,希望从服饰上体现出尊卑有序的社会状态。

    但这种做法把服饰的实用性减弱了,特别是女士的爱美天性受到了压制,以致民间不愿“遵旨”,而去追求美的天性和崇尚奢华的风尚,这也就是现代女孩子常说的“赶时髦”。

    在明成化年间,京城流行起了“马尾裙”就是一例,马尾裙是从朝鲜传入的,在当时算是很漂亮也很前卫。在流入京城后,先是为富商公子和歌妓看中,后“人人买而服之”。

    一般人认为选美比赛是外国人的发明,实际不是。明代男人发明了“评花榜”,这就是选美。比现代选美更刺激的是,从性工作者中间选拔,入榜的美女全部来自妓院,妓女一旦入榜,身价大涨,嫖资翻倍。

    “红灯区”治国想法祸害后代

    女士赶时髦,男人爱风流,明人的思想十分十分地开放。

    美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有性解放思潮,可以说,中国早在明代就出现了。这种说法的事实佐证之一就是当时名妓辈出,柳如是、马湘兰、李香君、董小宛、陈圆圆等等,个个貌美无比,处处留情遗恨。

    当时,南京夫子庙旁边的秦淮河边,就是这些妓女的聚集地,漂浮在十里秦淮上空的尽是胭脂气。而有名妓,自然有风雅之人去消费,即所谓的嫖客,可见当时“红灯区”的非凡热闹。

    民间性交易的繁荣是宫内性生活活跃的一种折射,也可以说是上层对下层影响的直接结果。换一种说法,老百姓的性解放,是领导荒淫的副产品,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反过来,社会上性交易的活跃,也促进了明代后期皇帝性生活的高频率发生,直至性变态。而这一切,老皇帝朱元璋应该承担责任,开国之初他恢复妓院,使秦淮河边发展成了中国古代第一“红灯区”、朱元璋的性开放态度,默许,甚至鼓励官员去嫖去包二奶,成为导致后来社会风气“变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样说来,明代朱姓皇帝多好色,就很好理解了。朱姓皇帝多好色不是孤立的,是老皇帝的“歪经”对后代的负面影响,是立国初期的不良诱导和中后期人们生活态度放纵,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结果就是,朱姓皇帝风流成性,采经血、玩寡妇最后把江山也玩丢了!

  • 针灸学是这一时期突出的医学成就。北宋太医、针灸学家王惟一总结历代针灸家的实践经验,设计铸造了两个针灸铜人模型,在上面刻画穴位,标注名称;并将《图 经》刻石流传,便利了针灸的实际操作和传授;又写成《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金、元时期医学理论有很大发展,产生了四大学派,称为“金、元四大家”。

    四大家以元代的朱震亨和金代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为代表。他们的理论和医术, 对中国医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另外,病因学、药学、法医学也有发展,出现了许多名著。

    世界上伟大的医学大师---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景岳 

    张景岳(1563~1640)中国明代医学家。名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原籍四川绵竹,后迁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经史百家。14岁时随父到京师,曾拜名医金英(梦石)为师学习医术。壮年时投笔从戎,遍历东北各地,后卸职回乡,专攻医学,把广泛的经史、天文、术数、堪舆、律吕、兵法等知识运用到医学之中,很快成为名医,求诊者络绎不绝。张景岳非常重视《内经》,对《素问》、《灵枢》进行了30多年研究,根据个人体会,以类分门,撰成《类经》32卷。后又以图解形式阐述《内经》中运气学说,编成《类经图翼》11卷,阐发“医易同源”原理写成《类经附翼》4卷。晚年结合个人丰富的临证经验和独到深湛的理论,撰成《景岳全书》64卷。在医学思想上张景岳属温补学派,喜用熟地和温补方药,人称张熟地。 

    张景岳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 

    张景岳(1563-1640),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有机会学习《内经》。13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青年时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当时上层社会盛行理学和道家思想。景岳闲余博览群书,思想多受其影响,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对医学领悟尤多。景岳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他壮岁从戎,参军幕府,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当时北京异族兴起,辽西局势已不可为。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使景岳功名壮志“消磨殆尽”,而亲老家贫终使景岳尽弃功利之心,解甲归隐,潜心于医道,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奉为仲景东垣再生。五十七岁时,返回南方,专心从事于临床诊疗,著书立说。崇祯十三年去世,终年78岁。 

    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1486-1558),薛己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张氏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三十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内经》“经文奥衍,研阅诚难”,确有注释的必要。《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王氏未注《灵枢》,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素问》《灵枢》两卷经文互有阐发之处,为求其便,“不容不类”。故景岳“遍索两经”,“尽易旧制”,从类分门,“然后合两为一,命曰《类经》。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类经》分经文为十二类、若干节,根据相同的内容,拟定标题,题下分别纳入两经原文后详加注释,并指出王冰以来注释《内经》的各家不足之处,条理井然,便于查阅,其注颇多阐发。景岳思路开阔,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浏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鲜,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言不尽意之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类经图翼》十一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经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讨论系统。《类经附翼》四卷,为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宝论》《附翼·真阴论》等重要论文,也有部分针灸歌赋。 

    张景岳晚年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各科、方药针灸之大成,辑成《景岳全书》64卷。成书于其卒年1640年。“《全书》者,博采前人之精义,考验心得之玄微。”《全书·传忠禄》辑有景岳主要医学理论、医评、问诊和诊断、治疗原则等论文三十余篇,多有温补学说的论述。《全书·脉神章》录有历代脉学,其中诊脉之法和脉象主病多有结合临症经验的评论。次为《全书·伤寒典》,补充“《内经》伤寒诸义并诸治法之未备”,论述伤寒病的证治。《全书·杂证谟》列诸内科杂证的病因病机、治理方药和部分医评,并辅有部分医案,论述系统、精彩。《全书·妇人规》:论述九类妇科疾患,并指出妇科证多有情志病因,尤要注重四诊合参。《全书·小儿则》:更述儿科诸病并治,在总论中提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的生理特点,很有见地。《全书·痘疹铨》、《全书·外科钤》各有论病及证治。《全书·本草正》介绍药物二百九十二种,每味详解气味性用,很多为自己的临症用药体会,颇有价值。《全书·新方八阵》、《全书·古方八阵》,景岳善兵法,在此借用药如用兵之义,以方药列八阵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全书·新方八阵》中所列方颇具创新。《全书·古方八阵》辑方经典。共录新方186方,古方1533方,其后的妇人、小儿、痘疹、外科古方收妇科186方,儿科199方,痘疹173方,外科374方及砭法、灸法12种。 

    《景岳全书》内容丰富,囊括理论、本草、成方、临床各科疾病,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临床参考书。景岳才学博洽,文采好,善雄辨,文章气势宏阔,议论纵横,多方引证,演绎推理,逻辑性强,故《景岳全书》得以广为流传。后世叶桂亦多承张氏的理论。清道光八年(1828)章楠《医门棒喝》初集成,论《全书》云:“或曰:尝见诵景岳者,其门如市”,则自顺治中叶至1828年的近200年间,几为医所必读,可见景岳的温补理论之影响深远,《全书》之流传广泛。 

    《质疑录》,共45论,为张氏晚年著作,内容系针对金元各家学说进行探讨,并对早期发表的论述有所修正和补充。 

    张景岳善辨八纲,探病求源,擅长温补,并在其医学著述和医疗实践中充分反映。治疗虚损颇为独到。反对苦寒滋阴,很好地纠正了寒凉时弊。他的阴阳学说、命门学说对丰富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他的重要著作《类经》是学习《内经》的较好参考书,《景岳全书》各科齐全,叙述条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临床参考书。张景岳的学术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中国医学和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中国古代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和对中医的影响来考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从《周易》、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几乎历代重要的哲学流派、哲人及其著作均对中医学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说,中医学与中国哲学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历史上两次医学发展的辉煌时代总是与哲学思潮的高潮时期同步出现:一是先秦、秦汉时期的百家争鸣与医学基础理论的形成;二是宋明时期理学思想与医学基础理论的重构和完善。 

    宋明时期,儒医数量激增,《四库全书总目》中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特点是哲学化的理学与医学思想相结合,产生了诸多流派。张景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较好地将理学的哲学化思想引入中医基础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哲学基础。张景岳(1563年~1640年),又名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因为善用熟地,又被人称为“张熟地”,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不仅是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更是明代医学理论之集大成者,在医学史上真正确立了中医本体论哲学,发展并完善了阳不足论和水火命门说,其著作流传甚广,多年的理论功底和扎实的临床实践使得张景岳晚年医术大进,医名日彰,求治者日盈其门,时人比之以张仲景与李东垣。余姚的大文学家黄梨洲曾说,张景岳“为人治病,沉思病源,单方重剂,莫不应手霍然。一时谒病者,辐辏其门,沿边大帅,皆遣金币致之。” 

    在张景岳的医书中他曾经提到“入道须从性理,明心必贯天人。谟烈圣贤大德,图书宇宙长春。”张景岳作为一名兼通理学与医学的儒医,在平时的临床实践和理论的构造上,非常重视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来诠释医学,我们从他对《黄帝内经》的重新注释中就可以看出,里面引文颇多,道、心、性理、天人等,无不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可以说,张景岳的医学思想是广泛受其哲学思想的影响,而后者主要来自宋明理学。他自觉运用理学的哲学思想和方法来指导其建立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他的温补思想的哲学基础。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逐层分析其医学尤其是温补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 

    一、气一元论与理学理气观 

    纵观整个十至十四世纪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家们的主要努力似乎是集中于追求某种一元论,换句话说,就是主张理和气的合一,以达到更大程度的统一性,且这种合一型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于十六世纪末达到顶峰。张景岳的医学思想也深深植根于这一点上,从《黄帝内经》的元气论出发,立足于理学思想,将“元气论”发展为以气为本体的“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的思维模式,指明了气的本质和基本属性。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气”处于核心地位,是万事万物产生、发展的本源物质,是整个天地万物的“本体”。同时,张景岳也认识到,气一元论的本体观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的产生是因为它建立在“气”和“理”相融合的整体观基础之上。 

    宇宙生成论是探讨宇宙自然界的生长、发展等问题,宇宙本体论是研究世界本原、第一存在或第一原理等问题,在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中,两者很难区分,理学的生成论和本体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宋明理学对本体论的理论较为系统,但其哲学的逻辑进程仍然是从生成论开始的。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同样也具有这样的特征,“气”是本体,他的太极图构建的宇宙生成论,还有理学中的理气观对张景岳宇宙本体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理学家的哲学观点和理学的发展形态影响了张景岳气一元论,所以从理学中的“气”和“理”的概念和关系出发才能全面的认识张景岳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 

    在张景岳的著作中,经常引用理学家的观点来诠释自己的学术思想,证明自己的学术观点,这种现象的产生基于两个因素:一是因为张景岳的《类经》是对《黄帝内经》分门别类重新解释,并加入自己的观点,如果不站在当时社会主流的理学的立场上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张景岳就很难对先秦权威的《黄帝内经》思想进行深入的改造;二是因为理学思想的哲学化,确实为医学思想体系的改良和医哲基础的构建提供了比较好的哲学基础。其中,后者是主要原因。 张景岳之所以能够对“气”的涵义进行新发挥,主要是受到理学思想中的理气观形成过程和宋《易》之学的影响,张景岳说:“万事不外乎理,而医之理尤为切。散之则理为万象,会之则理归一心。”“万物之气皆天地,合之而为一天地;天地之气即万物,散之而为万天地。故不知一,不足以知万,不知万,不足以言医。理气阴阳之学,实医道开卷第一义,学者首当究心焉。”这两句话充分证明了张景岳对理学思想中的理气观的重视。其中,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气论观、二程的“理在气先”、邵雍的象数之学和朱熹的理一元论思想观点频频出现在张景岳的医书中。在这些理学大家中,张景岳气一元论的形成更主要是受到张载气本论的影响。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是北宋哲人张载,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遗人。”即人能凭借智慧、聪明认识客观规律,而认识客观规律使人聪明,因而“诚”、“明”相须相成,“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天地之性是人的气质之性的形成的重要基础,“天人合一”,不可以离开自然界单纯的看待人,“且如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张景岳强调的“化生之道,以气为本”这一思想观念与张载的气本论观点基本一致,张载的论著中曾提及“气之散聚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将气视为万事万物的本原物质形态,张景岳直接汲取了这一观点,这种观点具有物质统一性和物质不灭的观念,使张景岳的气一元论更加具有了唯物性。在此基础上,张景岳充分吸收了其它理学家的思想来改造自先秦、秦汉以来形成的“气”的概念,为自己的温补学术思想奠定哲学基础。 

    之所以说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具有“主动性”,是因为它是融“气”和“理”于一体的整体观,这种别具一格的状态的形成与理学思想的独特性有关。张景岳从宋《易》之学的观点出发,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行,乾坤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他汲取了宋《易》之学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张景岳将周敦颐的宇宙生成模式引入他的医学思想之中,把“太极”与气相联系,在《类经图翼·太极图》中张景岳说“太极者,天地万物之始”,接下来,他引用邵雍、朱熹等人的话语论证自己的“气”与“太极”、“理”的关系,张景岳说:“朱子曰:‘太极分开,只是两个阴阳,阴气流行则为阳,阳气凝聚则为阴,消长进退,千变万化,作出天地无限事来,以故无往而非阴阳,亦无往而非太极,夫太极者,理而已矣’,朱子曰:‘象数未形理已具’,又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先儒曰:‘天下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但他又坚持理气不相分离,提出:“故理不可以离气,气不可以外理,理在气亦在,气行理亦行。”通过这样的层层论证,张景岳的气一元论除了具有张载的客观物质属性外,还被赋予了初始状态的特性(太极)和规律性(理),张景岳的“气”具有了丰富的内涵。这个太极、理气说,明显与张载的气学相一致,且又吸取了邵雍的先后天之学和朱子的理学思想,也符合了《易传》的原意。与《黄帝内经》中的“气”相比,指出了阴阳——太极之分合是宇宙万物运动的根本规律,是在阴阳一体的前提下事物的矛盾运动和变化,更加具有独立性和主动性。与此同时,“在浑然太极之理,无乎不在”和“人物皆禀天地之理以为性,皆受天地之气以为形”的思想指导下, 张景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体象观,他说:“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气;气以造形,形以寓气’”、“朱子曰:‘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张子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然后,引用邵雍的象数之学来进一步证明形气转变、化生万物的过程,他说“程子曰:‘四象者,阴阳刚柔也,阴阳生天,刚柔生地’,朱子曰:‘天之四象,日月星辰是也;地之四象,水火土石是也’,邵子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张景岳借用理学家的话语,在世人面前描绘了气——形——万物的变化发展状态。 

    由上可知,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是建立在理学的理气观基础之上的,张载的气本论是张景岳思想的基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理学中的援“理”入“气”的思想赋予了张景岳的“气”更大的主动性,为温补思想的形成同样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张载气论观的不彻底性,及朱熹对二程“理在气先”观念的推崇,使得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在唯物观上同样具有了不彻底性,但是,这种不彻底性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张景岳医学思想中以气为本体的主导思想。 

    二、阳不足论与理学阴阳观 

    阳不足论是张景岳医学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之一,同时,也是其温补思想形成的重要指导思想。如果说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是张景岳医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核心,那么阳不足论就是他的临床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张景岳强调人体中的阴和阳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他在《类经·阴阳类》中明确提出“阴阳者一分为二”的著名论断,强调了由气分为阴阳的过程,进一步强化了阴阳的统一性,在此基础上,张景岳进一步强调了阴和阳的对立性只是相对的,认为阴阳中复有阴阳,阳气为人生命之本,所以,只有阳气坚固,才能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他说“阴阳之进退,皆由乎阳气之盛衰耳。”他的这一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受到“阴阳本一体”和“阴阳互根”的影响,后两者在宋明时期理学阴阳对立统一观的影响下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所以说,张景岳阳不足论思想的形成与理学阴阳统一观有很大的关系,在张景岳的医书中,大量引用理学家的思想来论证自己的阳不足论。 

    阴阳一体的思想在张景岳的医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证明,张景岳用理学思想将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方面的观点发挥,并成功的将气和阴阳结合起来。物质的一方属阳,一方属阴,这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规律。他认为易理和医理,包括天地万物之理皆归之于阴阳,如其所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该医易,理只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偶一奇;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于一与二也。” “一与二”,即阳与阴,奇为阳,偶为阴,这种说法无疑是源于张载的“两”与“一”的朴素辨证法思想。张景岳认为天地万物的法则和人类的生理法则以及治疗疾病的法则,说到底,无非是阴阳变异之理。在此基础上,张景岳进一步引用邵雍的象数之学和宋《易》之学来诠释自己关于阴阳一体的观点。邵雍曾在《击壤集·乾坤吟》中说:“道不远于人,乾坤只在身,”认为人身也具有乾坤卦象。张景岳吸收了这一观点,以阴阳卦象和奇偶之数解释人体的结构和身心活动,认为“医易相通,理天二致”,说:“乃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他以阴阳变异的法则,将天地之道和人生之理统一起来,认为《周易》是讲阴阳变易之理的典籍,而《内经》中的阴阳说,是以《周易》为基础的。因此,不知《易》,不足以言医。他又说:“凡万物化生,总由二气,万物适值其气,随所受而成其性,物各一太极,包两仪于子粒。至广至极,至微至精,随气而聚,触几而生,大不可量,小不可测,何莫非阴阳之至德?”他认为医道虽繁,皆蔽之阴阳而已。“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此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 

    张景岳将气作为阴阳的本体,又以阴阳为标准划归万物,那么阴阳之间就是以气相通。宋代周敦颐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其中应用了互为其根这个概念,把阴阳的对立与互根,统一于太极之中,充实了太极的内涵。张载关于气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张景岳受其影响也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此必有彼,有对必有待”,二者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所谓“对待之体”,如阴阳、寒热、消长、升降、进退等,都是“对待之体”,就是“有此必有彼”,“有对必有待”,如“顺逆变化,则阳与阴对,热与寒对,升与降对,长与消对,进与退对,成与败对,勤与惰对,老与逸对,生与死对。”这样的论述清晰地将阴和阳的对立性在统一性的基础上扩大,说明阴和阳的属性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 

    在论证了阴阳的对立性后,张景岳又引用理学家的话语来证明阴和阳能够互相转化。他引用朱熹的思想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朱子曰: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阴可变为阳,阳可化为阴,然而变化虽多,无非阴阳之所生,故为之父母。”张景岳在《类经图翼》中说:“程子曰:‘四象者,阴阳刚柔也。阴阳生天,刚柔生地。’朱子曰:‘天之四象,日月星辰是也。’邵子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动之始则阳生,……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体尽。’又曰:‘物之大者,莫若天地。’天之大,阴阳尽之;地之大,刚柔尽之。阴阳尽而四时成,刚柔尽而四维成。四象既分,五行以出,而为水火木金土。五行之中,复有五行。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阳相合,万象乃生”。他引用程、朱、邵的大量原文来阐述阴阳一体、互相转化的思想,创造性的提出了“独阳不生,独阴不成”,并且独具特色的提出了“阴阳中复有阴阳”的论断。在《类经图翼·阴阳体象》中说:“至若奇偶相衔,互藏其宅,一二同根,神化莫测。(奇偶、一二:阴阳)天为阳矣,而半体居于地下;地为阴矣,而五岳插于天中。……此变化之道,宁有纪极哉?第阴无阳不生,阳无阴不成,而阴阳之气,本同一体。”这段话深刻形象地阐述了对立面的相互渗透。阴阳一体和阴阳转化的思想也贯穿于张景岳对人体阴精和阳气的认识,在《类经图翼》一文中,张景岳引朱子语:“太极分开,只是两个阴阳,阴气流行则为阳,阳气凝聚则为阴,消长进退,千变万化,做出天地间无限事来,以故无往而非阴阳,亦无往而非太极。”表明阴精和阳气为一不可分离的阴阳统一体,并指出“阴阳之理,原自互根,彼此相须,缺一不可。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精气虽可分为阴阳两个方面,但在生命活动中,精与气是时刻不能分离的整体,气为阳,阳必生于阴;精为阴,阴必生于阳。“精之与气,本自互生。”说明了“精气互根”的道理。 

    三、水火命门说与理学的关系 

    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为张景岳医学思想提供了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阳不足论为其提供了朴素辩证法的哲学基础。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张景岳最终形成了新的命门学说,即以“水火共济”为核心的命门说。张景岳的水火命门说的形成与五行观、太极概念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宋明理学重视五行之质与气的关系,极为重视五行之中的水火,提高太极在宇宙和人体的地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景岳水火命门说的形成。 

    张景岳认为阴阳与五行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五行与阴阳是气与质的关系。他说:“五行者,水火木金土也,五行即阴阳之质,阴阳即五行之气。气非质不立,质非气不行。行也者,所以行阴阳之气也。”他认为五行之中复有五行。交互无穷,然而变虽无穷,总不出乎阴阳。由于阴阳二气的不断运行,使五行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在《阴阳体象》中他曾提到“五行互藏,五行之中,又有五行”。在《类经图翼·五行统论》中,他对“生中有克,克中有用”及“五行互藏”有更深入的发挥,他说:“是于五行之中,各具五行,乃成六十花甲;由六十花甲而推于天地万物,其变可胜言哉? 然而变虽无穷,总不出乎阴阳;阴阳之用,总不离于水火,所以天地之间,无往而非水火之用。欲以一言而蔽五行之理者,曰乾坤付正性于坎离,坎离为乾坤之用耳。”在五行之中张景岳最重水火,认为“天地之间,无往而非水火之用”,又特别强调 “水中之火,人多不知”。特别提醒要加深对“水中之火”的认识,但也认为五行中缺任一行均为“不可也”。张景岳说:“凡天地万物之气,无往而非水火之运用,故天以日月为水火,易以坎离为水火,医以心肾为水火,…,夫肾者水也,水中生气,即真火也;心者火也,火中生液,即真水也。” “夫水火皆宅于命门,拆之则二,合之则一,造化由此而生,万物由此而出”,将水火定位为命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指出命门的作用由此两种物质运作发生。此外,张景岳还用理学中的象数之理和河图之学说明五行的生成,他说:“五行之理,原出自然,天地生成,莫不有数,圣人察河图而推定之。其序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夫五行各具形质,而惟水火最为轻清,乃为造化之初。”在这里,张景岳明确地指出了水火为造化之初,天地万物的产生都由水火而来,且土在五行之中居于“中”的地位,“金木水火”以此为依托繁衍生息,并进行论证。

  • 话说,对于明代人口到底有多少,是个很令人费解的问题,有人说有六千多万,有人说有一亿,甚至还有人说有二亿,众说纷纭各取所需,一亿和二亿怎么算出来的不知道,但是这个六千万是怎么来的我知道,那是大明会典里面明明白白写出来的。洪武二十六年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口,到万历六年还有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口。前后跨度达二百年,总户和人口数,变化不大。真正对明国人口上有比较大影响的事件也就是大规模战争、自然灾害和瘟疫流行。然而从明英宗土木堡之变以后,到万历六年以前,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战争似乎就没有多少了,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比较大的瘟疫似乎并没有,最大规模一次应该是正德六年,辽东瘟疫死了八万多人。这些东西每个时代都会发生,可前代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相对稳定的王朝,人口增长是大概率事件。至于反应在大明会典这种重要典籍上的数字为何会如此,这个恐怕需要非常深入的去研究才能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答案。当然了,有些人说,这个口数是丁口,不是人口,记录的是承担税务的男丁数字。不过从上边的数字上,真心不知道该如何去理解这种说法,毕竟一户五丁,是不是有点儿多啊?这个明显跟流行的平均一户五口人的说法有点儿不搭调。然后我们假设,这个计数的就是承担赋税的人丁数,那么,按照一夫一妻制度计算,60692856X2=121385712人,然后还有没成丁的呢,平均一丁下一人,那么总人数=121385712+60692856=182078568,这个数字跟上文人口二亿似乎很搭配的样子,哦?其实本人也不知道这个数字到底对不对,实在是不知道这么算这个数字到底行不行。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本人似乎发现了一个更为客观一点儿的人口统计方式,这个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根据其他的官方统计数据来计算。这个数据就是全国的产盐量。明朝中后期,私盐贩卖很猖獗,一度明朝政府为了限制私盐泛滥,在各地建设了很多关隘来阻止私盐的泛滥情况,这个是没法禁绝的,比如,弘治年间就对盐户用余盐换取一些米面等生活必需品予以认可,当然了这个都是小数。建立关隘能挡住的也就是那些小商小户,真正有实力的大户、亲王、国戚们,肯定是挡不住的。最多给他们增加一些经营成本。说这些话,主要是要说明,明代官方数据是要比实际数据要小的,另外截取万历六年的数据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张居正执政时期,明朝政府的情况还算好,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个时期可以对前后跨度时间不长的时期人口数量有个比较大致的认识。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来看数据(全是万历六年):两淮盐引(小引)705180引,大约141036000斤。两浙盐引(小引)444769引,大约88953800斤。长芦盐引(小引)180808引,大约36161600斤。山东盐引(小引)96110引,大约19222000斤。福建盐引(大引)104340引,大约31302000斤。河东盐引(小引)620000引,大约 124000000斤。陕西盐引12577668斤。广东盐引(小引),生盐30229引,大约6045800斤,熟盐,34601引,大约6920200斤,四川盐引9861140斤,云南盐引1827844斤。以上数据总计,再加上先前省略的一小部分,一年产盐大致=351000000斤。

    现在流行着这么一个数据,那就是一个人一年吃盐的数量大约为5斤(今市斤),有个人呢,算了这么一个账,就是用清朝乾隆年间的盐产量跟人口数量计算出平均一个人一年的吃盐数量为六斤(今市斤),为什么要引用这么一个数据呢,在我印象里,清朝乾隆年间应该是第一次统计全国人口不是统计丁口,而是统计的人口总数。那么这个处于古代相近的时期来说,用起来应该更顺手,相对客观一些。那么明代一斤大约等于今市斤1.2斤,五斤就等于6斤的样子,换算到上面的数字,完全可以用明代的产盐数量直接除以5就可以了,最后得出一个数据就是70000000+,也就是说,人口数量最少为七千万。六千万的说法明显不对。再加上那个时代私盐泛滥,具体到泛滥成什么程度没有数据支撑本人的说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计算这个数,看了一些人的论文,大多都是断章取义没法认同。

    在这里本人做个假设,假设张居正执政时期,明政府相对强势,对于私盐遏制相对有力,算私盐数量占官盐数量的两成左右,也就是大约七千万斤。参考一下百度的内容,煮盐大约一锅7—10斤,大约5-6小时完事,一天两锅,也就是20斤,一个月大约600斤,合明斤500斤,一年六千斤,七千万斤大约需要10000+去干这个活,以当时的情况来说,遍布沿海地区一万人也不是很多,更何况还有盐户卖私盐。或许有人说,私盐泛滥程度超过官盐,这个说法,本人是不认可的。现实情况一般都是,不搭理你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你根本不够档次,不成事,另一个是你太强了惹不起,明显的,那些私盐贩子猖獗还不至于让明政府忌惮,只能说他们不值得大动肝火,还在可容忍范围之内,毕竟几次整理两淮盐政的时候都是盐税明显下降的时候。

    经以上论证,本人大胆预测,明朝万历前期的人口数量应该在8000万左右,跟盛唐和北宋末期差不多。到了天启、崇祯初年时期可能会攀升到一亿。或许有人说,明朝明显比宋朝面积大很多,要比他们人口多才对,问题在于,人口的集中地差不多,真正大的地方反而是那些偏远边关地区,连明王朝自己控制起来也不是说的那么顺手。很多网友看的明朝地图,实际上实际控制区也没有画的那么大。

  • 大明皇帝列表
    庙号谥号名讳生卒时间年号在位时间

    德祖

    (明太祖追尊)

    玄皇帝

    (明太祖追谥)

    朱百六---

    懿祖

    (明太祖追尊)

    恒皇帝

    (明太祖追谥)

    朱四九---

    熙祖

    (明太祖追尊)

    裕皇帝

    (明太祖追谥)

    朱初一---

    仁祖

    (明太祖追尊)

    淳皇帝

    (明太祖追谥)

    朱世珍1283年-1344年--
    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朱元璋1328年-1398年洪武1368年-1398年

    兴宗

    (明惠宗追尊、明成祖剥夺、明安宗追尊)

    懿文太子

    孝康皇帝

    (明惠宗追谥、明成祖剥夺、明安宗追谥)

    朱标1355年-1392年--
    惠宗

    (明安宗追尊)

    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

    (明安宗追谥)

    恭闵惠皇

    (清高宗追谥)

    朱允炆1377年-1402年建文1398年-1402年

    太宗

    (初上庙号太宗)

    成祖

    (明世宗改上庙号)

    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明世宗累谥)

    朱棣1360年-1424年永乐1402年-1424年
    仁宗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 朱高炽1378年-1425年洪熙1424年-1425年
    宣宗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天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 朱瞻基1398年-1435年宣德1425年-1435年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朱祁镇1427年-1464年正统1435年-1449年

    代宗

    (明安宗追尊)

    恭仁康定景皇帝

    (明宪宗及清朝追谥)

    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

    (明安宗追谥)

    朱祁钰1428年-1457年景泰1449年-1457年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

    朱祁

    (复辟)

    1427年-1464年天顺1457年-1464年
    宪宗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 朱见深1447年-1487年成化1464年-1487年
    孝宗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朱祐樘1470年-1505年弘治1487年-1505年
    武宗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 朱厚照1491年-1521年正德1505年-1521年

    睿宗

    (明世宗追尊)

    兴献帝

    (明世宗追谥)

    恭穆献皇帝

    (明世宗改谥)

    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

    (明世宗累谥)

    朱祐杬1476年-1519年--
    世宗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 朱厚熜1507年-1566年嘉靖1521年-1566年
    穆宗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 朱载垕1537年-1572年隆庆1566年-1572年
    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朱翊钧1563年-1620年万历1572年-1620年
    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 朱常洛1582年-1620年泰昌1620年
    熹宗

    达天禅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皇帝

    朱由校1605年-1627年天启1620年-1627年

    怀宗

    (清世祖去庙号)

    思宗

    (明安宗尊)

    毅宗

    (明安宗改上庙号)

    庄烈愍皇

    (清世祖谥)

    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

    (明安宗谥)

    朱由检1609年-1644年崇祯1627年-1644年
    -  

    献愍太子

    (明安宗谥)

    皇帝

    (明监国鲁王追谥)

    朱慈烺1629年-1644年

    义兴

    1644年

    恭宗

    (明昭宗追尊)

    慕天敷道贞纯肃哲修文显武圣敬仁毅孝皇帝

    (明昭宗累谥)

    朱常洵1586年-1641年--
    安宗

    奉天遵道宽和静穆修文布武温恭仁孝简皇

    朱由崧1607年-1646年弘光1644年-1645年
    绍宗 配天至道弘毅肃穆思文烈武敏仁广孝襄皇帝 朱聿键1602年-1646年隆武1645年-1646年
    --朱聿鐭  1605年-1647年绍武1646年

    礼宗

    (明昭宗追尊)

    体天昌道庄毅温弘兴文宣武仁智诚孝端皇

    (明昭宗追谥)

    朱常瀛1597年-1645年--
    昭宗 应天推道敏毅恭俭经文纬武礼仁克孝匡皇帝 朱由榔1623年-1662年永历  1646年-16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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